蝴蝶牌缝纫机、海尔冰箱……7个老物件流转70年

蝴蝶牌缝纫机、海尔冰箱……7个老物件流转70年

蝴蝶牌缝纫机、海尔冰箱……7个老物件流转70年,

　　夫妻缝纫,车缝纫之恋,手压式缝纫机中国制造业历史的第一页，印着一台纺机。新中国成立之时，作为母亲产业，纺织业孕育出一半的国民生产总值。

　　当时的纺织女工一定无法想象，工业基础薄弱的中国，会在70年后，制造出自己的商用大飞机，生产过程也不再需要人，无人工厂、黑灯工厂等新模式让工人的职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然，这一切并非凭空而来。如果我们把目光往回看，每个时代，中国制造业都在发生着变化。

　　《IT时报》以10年为间隔，选取7件具有时代意义的工业制品，找寻多位和他们一起走过那段流金岁月的讲述者，一同回溯中国工业70年风雨。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2天后，中纺上海总公司及其35家在上海的下属企业，成为新中国国营企业。当战火和硝烟，沉寂于历史的留白处，数字和故事，成为那段岁月的最好留念。

　　1949年，上海纺织业创造的利税约占上海市工业的60%；全市工业的纺织业产值约占上海市工业总产值的70%；纺织员工约占上海市产业工人总数的80%；纺织创汇约占上海市工业出口创汇额的90%。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如果从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竣工投产算起，当时上海纺织业已有五六十年的历史，相对其他工业，基础更为成熟。

　　与此同时，纺织业还是民生行业。这个劳动密集型行业除了能提供众多就业岗位，还关联着人们的穿着。1950年，全国棉布产量人均仅4.5米。这背后，是需求。

　　有数据显示，解放初期，全国拥有纱锭515.7万锭，上海有243.54万锭。而在此后的40多年间，纺织业始终保持着上海财政的“第一支柱”的地位，被亲切地称作上海的“母亲产业”。

　　管韩松，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他曾参与过解放上海，在1953年被调到国棉十一厂任生产厂长。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上海纺织厂只能生产一般的布料，无法织出质量要求更高的特殊用途布料。因此，当时军用的降落伞布、飞机螺旋桨包补、炮衣布，全靠进口。

　　彼时正值抗美援朝，军需用品激增，而另一方面，这些材料被封锁。管韩松临危受命，主要负责特品布的试制。

　　一腔热血，遇到现实冰冷。他看到，十一棉的纱厂设备，五花八门，欧洲的、日本的、美国的牌子都有。“一台清花机竟是几种牌子的零部件拼凑起来的。”他还注意到，厂里的6台细纱机被大火烧过，本该报废了。

　　无法购买先进设备，他不得不拿来这些旧机器，修修补补凑合着用，自力更生。在车间里放端车做试验，改造细纱机牵引结构。加上中国纺织研究院、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和苏联专家的合作，质量稳定、粗细均匀的21支纱，终于在机器的轰鸣声中被产出。

　　管韩松的故事，是新中国成立十年间，纺织业“技术革新”（1954年）和“技术革命”（）的缩影。那段带着时代烙印的日子，还留下了这样一组数字：

　　根据《上海纺织志》的统计，1949年上海纺织工业共生产棉纱13.46万吨，到了1957年， 在基本没有增加新纱锭的情况下，达到26.82万吨。几乎翻了一倍。

　　一台拖拉机。车上一位女司机，启动着滚滚车轮，前往希望的田野。这是第三套人民币一元纸币上的图案。第三套人民币发行于1962年4月20日。整个60年代，是属于农业机械化启幕的年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依仗科技推动现代农业发展成为一项重要任务。早在1950年，一些机械厂就开始在拖拉机制造领域倾注大量精力，先后制造出了几台拖拉机样机。但由于受技术条件所限，这些拖拉机样机根本达不到市场所需求的标准。

　　上世纪50年代，在中央提出的工业目标中，拖拉机制造被列为重点项目。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央决定，在中国的北方和南方分别设立拖拉机制造企业。时任江西省省长邵式平立即向中央提出在江西创建拖拉机厂的请求，并阐述了当时在江西设立拖拉机制造厂的发展有利条件。1958年1月1日，江西拖拉机制造厂在南昌成立，坐落于井冈山大道。其首要任务就是制造出一种现代化新型拖拉机，目标是参加当年的“五一”劳动节北京献礼。

　　同年，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六局召开全国拖拉机设计会议，提出了拖拉机的设计草案。4月，新中国首台轮式拖拉机于江西拖拉机制造厂横空出世，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英国拖拉机还要优良。

　　1956年，17岁的李晓民进入江西机械厂参加工作。两年后，为响应省长邵式平的号召，大批工人被调到了江西拖拉机厂，李晓民就在这里正式当起了学徒，工厂的规模也从几百人暴涨到几千人。

　　“建厂的前8年，我们还处于试制阶段，没有进行大批量生产，不断地调试、稳定质量。”李晓民说道，当时有的工人甚至没有工资，自费也要来当学徒。

　　建厂之前，中国在拖拉机生产上的经验值几乎为零，江西拖拉机厂只得引进英国拖拉机作为样机参考，在拆装中摸索门道，拆下来的零部件再分配到各个车间去生产。由于很多零件还没有相应的生产机床，工人们就通过手工打磨将它们生产出来，这才促成了全国首台轮式拖拉机，“八一万能拖拉机”的诞生，之后又在此基础上改进技术，制造出了“丰收”系列拖拉机并向全国推广。

　　当工厂向着农业机械化的目标奋进时，职工里也涌现了一批杰出的革新能手，譬如江西拖拉机厂的车工赵志坚。上世纪60年代，赵志坚是全国“群英会”代表，技术革新标兵，自1955年以来，他革新的项目有193项。从上海的兄弟厂学习了先进经验以后，赵志坚提出了花键胀套冷挤胀的新工艺，对提高拖拉机的质量做出了贡献。在担当一线年职业生涯中，赵志坚两次获评为全国劳模，“文革”结束后，他还当上了南昌的“工人市长”。

　　李晓民回忆，工厂早期生产的二七型拖拉机具有27匹马力，可以带着3个犁来耕田。不过，出于国家发展的需要，那些油耗高、体积大、分量重的老式拖拉机渐渐就跟不上要求了，例如四八一拖拉机便没能避免被市场淘汰的命运。

　　一台蝴蝶牌缝纫机，无数中国家庭的童年记忆。昏暗灯光下，忘不了妈妈脚踩踏板、手扶布料的身影，靠着它，孩子有了新衣，家里有了生机。

　　虽然已经过了40多年，张阿姨仍然记得当年抓阄胜出时的兴奋。1976年，刚刚调入技术科的她，初来乍到，却在每个季度一次的“三大件”抓阄中成为十分之一的幸运儿。当时几乎所有物资都凭票供应，每个季度，科里总能分到两张供应票，或是自行车，或是缝纫机，或是手表，二十几个人一起抓阄，谁抓到谁就有资格购买。看到新人胜出，不少人“好意”地劝她，把票让给其他资格老一点的同事。可当时年轻气盛的张阿姨，哪里肯放过这个机会。结果，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张阿姨在厂里的日子都“有点艰难”。“现在想想，真不值得，但在当时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环境下，谁都舍不得放弃这种来之不易的机会。”这台蝴蝶牌缝纫机花了张阿姨140多元，相当于她三个半月的工资。杨女士则没有张阿姨的好运气，在单位没有“中签”让她很是沮丧，直到远在甘肃工作的母亲，托人在当地争取到一张缝纫机票，才将上海生产的蝴蝶牌缝纫机，千里迢迢又寄回上海。“想当年，拥有一台缝纫机当嫁妆，几乎是每一位上海女子的梦想。”将一辈子奉献给国产缝纫机事业的秦华（化名），再过几个月，将和蝴蝶一起度过它的“百岁生日”，然后，告别中华路51号。近80年前，这里是中国第一台缝纫机诞生的地方。1919年，民族资本家沈玉山等3人在上海开设“协昌铁车铺”，经营缝纫机维修和旧机翻新业务。1940年，我国第一台1580型国产家用缝纫机缝纫机诞生，沈玉山为之取名“金狮牌”，1946年，更名为英文商标“BUTTERFLY”，中文为“无敌”（上海话“蝴蝶”的谐音，亦有打遍天下无敌手之意），直至1966年，中文名正式定为“蝴蝶”。至此，蝴蝶缝纫机开始“展翅高飞”。一票难求

　　20世纪70年代，“三转一响”是结婚标配，蝴蝶牌缝纫机、上海牌手表、凤凰牌自行车、半导体收音机，供不应求。

　　1972年，上海市开始实行凭券供应办法，由上海百货公司印制“缝纫机购买券”在各系统、各区县的企事业单位内部进行分配，凭票供应缝纫机。在上海，平均每年每80个人发一张购买券，其他城市则以收取相当数量的“工业购货券”为主。

　　1979年，秦华（花名）进入上海缝纫机三厂，当时一厂的飞人、二厂的蝴蝶、三厂的蜜蜂，几乎垄断了全国缝纫机市场，“每天一条生产线台，四条生产线开足，根本供不应求。”

　　最辉煌的时候，蝴蝶所在的协昌缝纫机厂（也称二厂）年产量达到152万台，拥有5600名员工，那时候，说起自己是协昌的员工，漫不经心中透出的是满满得意。

　　不过，即便是三厂员工，秦华直到1988年结婚时，依然无法从市场上自由买到一台缝纫机，在凭票供应的年代，缝纫机始终是最抢手的硬通货。

　　即使在今天，位于中华路51号的上海缝纫机商店，每天仍要接待四五个要求维修的客户。家里“黑头金身”的蝴蝶缝纫机，年龄可能比孩子都大，依然不舍得丢掉，在那些难忘的岁月中，它是不说线后钱先生是家中老幺，小时候总是穿哥哥的旧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母亲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有一台缝纫机，但一台缝纫机要花费父亲两个多月工资，直到70年代初，母亲才咬咬牙买了一台蝴蝶牌缝纫机。

　　吴永惠的童年是和缝纫机一起度过的。20世纪70年代末，江苏省南通市的叠石桥家纺市场气候渐成，每天晚上，母亲都要加工第二天售卖的枕套，一天能卖10套，那是家里的生计。

　　母亲在昏暗灯光下蹬踩缝纫机的身影，让吴永惠对在家纺业这种劳动密集性工业中辛勤劳作的工人，充满天然的同情。

　　如今的他，已是新世嘉家纺集团的董事长，让中国家纺工人体面地工作，这个童年时便许下的朴素愿望，促使他在江苏省海安市建造了一个全新的织造、印染、裁剪、缝纫等一体化的家纺制造工厂。

　　隐匿在中国第一套火力发电机组、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第一套核电机组背后的公司，是上海电气。上海电气的前身为成立于1902年大隆机器厂，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萌芽的见证者。

　　1980年以来，上海电气先后与西门子、三菱、阿尔斯通等跨国公司组建了全新的合资企业，在引进先进管理的同时，吸收了世界先进技术，使集团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攀升，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世界之最。

　　20世纪80年代，上海电气闵行基地声名渐起。彼时，前身为美商慎昌洋行的上海锅炉厂被分成上海锅炉厂和上海电站辅机厂，如今已成为世界领先的电站锅炉（岛）、电站环保（岛）、化工技术与工程以及锅炉改造等产品和服务的重要提供商。同一时期，前身为两所学校的上海长城电梯厂初见雏形，直到80年代末才正式成立了由上海机电实业公司、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日本三菱电梯株式会社和香港菱电工程有限公司四家组建的三菱电梯，时至今日其电梯业务已覆盖30多个系列，200多种规格，全球保有量超过80万台，连续10年产销量问鼎世界第一。

　　在闵行，因为上海电机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锅炉厂和上海重型机器厂共同组成的时代记忆，甚至为后世流传下了“四大金刚”这一美名。

　　然而，在装备制造业发展初期，由于生产工艺和经验的匮乏，万事都要从“引进”开始写下第一页，令当时的亲历者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1993年，上海电气旗下的上海海立股份有限公司与日立空调家用电器株式会社合资创建了上海日立电器有限公司，项目办的周永平便借着浦东开放的东风参与了上海日立一期40万台的空调压缩机项目。

　　“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周永平如是形容做项目的初衷，他表示，原先国内的压缩机太过依赖进口，需要花费大量外汇进行采购，好在那时全球产业链逐渐向中国转移，让国人有了一个告别“一穷二白”的机会。

　　周永平回忆道，当时他们加班加点，一周之内就将100多个集装箱全部运到了生产基地，场面不可谓不壮观。“90年代以前，国内推行的还是计划经济，习惯按部就班地来，不了解市场的需求，也从来没有经手过高精密的大规模生产。”在引进技术，自主生产的过程中，周永平眼见着工艺技术一步步提升，空调压缩机在效率、成本、环保等方面获得了明显的进步。

　　要知道，他们最早引进的空调能效比只有2.7，放在如今的能效标准体系里连最低要求的三级能效都达不到，周永平记得那时还有一个夸张的形容说“这些空调的耗电量相当于一个三峡了”。再看今天，一级能效的空调已经达到3.6的能效比了。与一期的40万台项目比起来，现在的产能也创造了3000万台的骄人数字。

　　一台白色的冰箱，背后有一个挑剔的厂长。厂长叫作张瑞敏，冰箱的牌子是海尔。

　　20世纪90年代，计划经济被市场经济取代，这里留下了海尔和张瑞敏的故事，而冰箱作为“新三件”之一，也在这一时间进入百姓家。

　　1984年，张瑞敏被派到海尔集团的前身青岛日用电器厂当厂长。彼时的电器厂已经濒临倒闭，充斥着一种轰轰烈烈的“”。“上班8点钟来，9点钟走人，10点钟时随便在大院里扔一个手榴弹也炸不死人。”张瑞敏形容道。

　　为了整治工厂，张瑞敏上任后就制定了13条规章制度，其中不乏“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这样让人啼笑皆非的内容，同时决定让工厂退出洗衣机市场转而生产电冰箱，将品牌定名为“海尔”。不料一年过后，海尔电冰箱就遭遇了创始人的“大锤”。

　　当时，有个朋友来找张瑞敏买冰箱，可是挑了很多台都存在毛病。朋友走后，张瑞敏将库房里的400多台冰箱全部检查了一边，发现有76台都是“残次品”。面对一台800多元，相当于职工两年工资的冰箱，张瑞敏一声令下，将所有问题冰箱全部砸成了废铁。很多职工砸冰箱时都心疼得流下了眼泪，但不得不说，正是“张瑞敏砸冰箱”这个传奇为海尔的“名牌”身份奠定了基础，也令工人的质量意识得以觉醒。

　　有敢于砸冰箱的企业家带头，中国的家电产业自此便显现出了崛起的势头。20世纪80年代，如今在行业内叱咤风云的海尔、格力、创维等民族品牌纷纷创立，拼命从“洋师傅”手中学习从生产制造到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细节，逐渐壮大了中国的本土家电产业。与此同时，中国家电的标准化建设也开始起步，1987年，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式成立，1991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总局、中国家用电器检测所成立。

　　1992年后，大批国际资本潮水般涌入国内，跨国公司挖掘中国市场，民族企业面临着空前的冲击。1995年，面对国外家电品牌的强势进攻，海尔推出了星级服务标准，包括售前、售中提供详尽热情的咨询服务，产品出现问题，4小时内答复，24小时内维修，免材料费、送货费、安装费等等，意图通过高标准、精细化的服务管理站稳中国家电市场。

　　继成立初期打响名牌战略之后，90年代海尔瞄准的则是多元化领域的尝试，兼并了青岛电冰柜总厂和青岛空调器总厂，将触角伸向更多白色家电圈的产品，并于1991年12月20日成立海尔集团。1997年9月，正值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为了追赶市场脚步，海尔开始涉足黑色家电，用激活“休克鱼”的思路收购多家企业，将一个名牌产品发展成为全系列家电名牌产品群。

　　就这样，至20世纪90年代，“新三件”慢慢地走进了千家万户，彩电、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成了家庭标配。彩色电视的普及不仅将黑白画面迅速踢出了历史舞台，而且还带火了VCD和DVD。20世纪接近尾声时，中国的家电产业规模化已经成型，市场竞争进入大洗牌，价格战变得司空见惯，外资品牌在“中国制造”面前也无法保持最初的从容了。

　　一款汽车，几乎靠纯手工敲打，但出来的效果不尽如人意。最终100辆车被轧路机碾毁，损失数百万。距离千禧年还有1年半时间，吉利推出了首款量产汽车——豪情。

　　这是一段关于造车的故事，浓缩着2000年代中国民营造车企业从零开始的突围和奋进。

　　李书福的每一个创业项目，都有着时代的印记。他的创业之路，从一台120元的照相机起步，在台州街头巷尾，为他人拍照。

　　开过照相馆，生产过冰箱，开过装潢材料厂，也造过摩托车。在这一系列创业项目背后，李书福敏锐地看到了改革开放后，国民消费需求的不断提升。

　　李书福最终把视线年。亚洲金融风暴之下，政府调动内需市场。房和车，成为当时的消费新热点。但彼时没人看好李书福。没有牌照，没有核心技术和人才，更没有巨额资金，吉利造车简直是天方夜谭。

　　李书福还是拿到了一张6字头的汽车许可证。虽然只能生产轻型客车，而非其心心念的7字头许可证（允许生产轿车），但吉利迈开了造车的第一步。

　　上世纪90年代末，汽车制造由国家垄断。“（当时）中国在世界汽车工业领域已经没有优势了，只能与外国车公司合资或者合作才有可能取得成功。”李书福曾这样回忆道。

　　与此同时，中外合资企业被重点扶持，而像吉利、奇瑞、华晨、悦达等自主品牌，却无缘获得偏爱。

　　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中国政府为汽车产业争取到了保护时间。直到2006年7月1日，汽车关税才从2004年的34.2%最终降至25%的底线%的目标税率。

　　也在这一年，吉利迎来蜕变。2001年11月，国家经贸委增发了一批汽车生产许可证，其中吉利的JL6360在列。这意味着国家明确吉利作为国家汽车定点生产基地的地位。而在12月，吉利也有三款车上榜。吉利成为中国首家获得轿车生产资格的民营企业。

　　李书福踩中了时间点。1992年汽车产量首次突破100万辆，而在2000年突破200万辆。而在2004年，汽车行业产销双双突破500万辆，分别达到507.05万辆和507.11万辆，分别同比增长14.11%和15.50%。

　　2003年至2004年，吉利对工厂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扩大规模生产。当时，依靠低价战略，吉利在市场上初步站稳脚跟。

　　只是，市场再度改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7年，国民平均年薪为2.47万元，而在2000年时，这一数据还未破万，只有9333元。也从这年起，中产人群开始受到关注。这群人更看重的，是品质。

　　当年，吉利提出了从“低价战略”向“技术先进、品质可靠、服务满意、全面领先”战略转型。

　　吉利“求婚”，发生在2008年。当时吉利汽车销量刚刚超过20万辆，销售额未到百亿，在国内汽车厂家只排在第十位。它要迎娶的，是147亿美元销售收入，当年销量35.9万辆的国际品牌沃尔沃。

　　李书福从2002年起便开始关注沃尔沃，他认为沃尔沃原创能力强、安全性能高、环保技术领先。从2007年起，吉利开始尝试联系沃尔沃的“家长”福特。吉利曾向福特总部寄出一封挂号信，但最终杳无音讯。

　　直至2008年1月18日，李书福在底特律车展第一次见到了福特CFO路易斯·布斯，正式表达了收购沃尔沃的意愿。

　　2008年的金融危机，李书福看到的，还有希望。他曾这样对外表示：“（当时）世界汽车工业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化，中国面临百年难逢的发展机遇，中国汽车工业崛起的历史机遇就在眼前”

　　历时800天，2010年，吉利如愿将沃尔沃收入囊中。这段中国车企走出去的中外联姻，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梦寐以求、如释重负、百感交集，多年后李书福曾对媒体透露出当时的心情。

　　吉利方面表示，收购沃尔沃开启了吉利的全球化之路。“融合发展”则是吉利并购沃尔沃并实现品牌全面复兴的关键。

　　根据《南方周末》报道，从2013年11月起，吉利和沃尔沃就部分零部件在全球范围内实行联合裁量，两者发挥各自优势，以节约采购成本。

　　在联姻沃尔沃后，吉利相继收购了宝腾、路特斯等品牌。2018年，吉利成为奔驰母公司戴姆勒的第一大股东。

　　一架飞机，158-174座，总长38.9米。飞机驶离浦东机场的跑道，乘风翱翔于苍穹之中。那是2017年5月5日，中国首架自主研发的商用大飞机C919试飞成功。这架飞机从机头、机身、机翼到翼吊发动机，都由国人设计。这是2010年代，中国制造业最激动人心的一刻。到了今年8月初，第四架C919已完成首飞。当轰鸣的引擎声划过长空，历史，与之形成共鸣。1909年，中国航空之父冯如制造了中国首架国产飞机，仅仅比莱特兄弟晚了6年。但那时的制造业，才刚刚起步。而在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已发生巨变。中国制造业，早已随着大飞机的生产，一同“飞升”。

　　中国商飞制造史，离不开一个名字“运十”。1980年，长42.93米，总高13.42米的“运十”从上海大场机场首飞成功，整个过程历时28分钟。这是中国首架商用飞机试飞。

　　直至2002年9月，70座-90座的支线研制立项。曾有人认为，这是中国航空制造业最后的机会。

　　ARJ21，承接着运十和C919。部分“运十”的技术人员，加入到ARJ21项目。而从ARJ21技术团队中，有不少人随后加入C919。

　　韩克岑便是其中一位。他曾是ARJ21项目在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的技术总负责人。2009年韩克岑被调任到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商飞上飞院），主管C919项目设计研发工作。

　　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C919采用的是最新、最高要求的适航标准，对标国外最新基准。但高要求背后，却是基础薄弱。一切，需要不断尝试。

　　2012年中国商飞上飞院成立了第一家有限元仿真室。而后两年，百万级、千万级有限元模型相继建成。中国商飞上飞院由此成为国内唯一一家有能力做千万级有限元模型计算的单位。有限元模型可以预测试验样机的高应变、高钉载以及可能的失稳区域，提高静力试验的成功率。

　　在制造过程中，C919运用的是数字化测量技术，不再需要人工校准，而误差可小到毫米级以内。

　　据悉，围绕C919项目，中航工业所属7家企业为机体结构供应商，宝钢、中铝等16家企业为材料供应商，还有51家标准件潜在供应商，242家大中型企业参与研制。因此，随着C919量产，我国的高端设备制造业产业将迎来升级。

　　从立项到首飞，C919项目已走过10年。而首飞的那一天，相距“运十”出世，已过去30多年。和1980年“运十”首飞成功时一样，当时很多员工，都是动容的。汪牧（化名）便是其中一名。他的工作和生活，与飞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一些重要节点，比如组装、首飞以及重要试验取得成功时，会感到振奋。”这种兴奋带感着旁观者的欣喜，也有着亲历者的感性。他会快速分享相关的文章到朋友圈，带上一个飞机起飞或是彩虹的emoji表情。这是一份归属和认同。

　　另一种认同，来自于市场。截至今年5月份，C919已经获得815架订单，其中包括国内航空公司的135架订单。据预测，到2036年C919新机需求将达8575架，市场空间达8万亿元。

　　届时，与C919一同竞争的，还有波音和空客。据民航局透露，中国商飞力争在2020年底让C919取得中国民用航空适航证，并在2021年向用户交付首架C919。

　　对了，再来看看C919的名字由来。C是中国（China）和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英文缩写COMAC的首字母，而这个C恰恰还能与波音（Boeing）、空客（Airbus）形成了ABC三足鼎立的局面。

　　ABC在空中相逢，这一天，并不遥远。同样渐行渐近的，是作为腾飞的中国制造业。

　　如果说，工业品是共和国70年中收到不同时期的生日礼物，那么，生产它们的人，就是送礼物的人。他（她）们与这些“礼物”，都或长或短共度过一段时光，此后经年，繁华、落寞、涅槃，是故事，也是人生。

　　1983年，国务院取消布票。这张因物资紧缺而存在了30年的票证，退出了历史舞台。

　　3年后，陈宏明被分配到了上海章华毛纺织厂。他时常怀念起那个“辉煌时代”。工作很轻松，还有员工宿舍分配。

　　那段时间，产品供不应求，单位里订单源源不断，即便当时的毛纺厂，从一毛（上海第一毛纺织厂，下同）、二毛可以一直排到二十三毛。而毛纺厂下游的印染厂，也是一架赚钱机器。在陈宏明的记忆中，白色的布料染上颜色，就是效益。“印染和印钱一样。”

　　同样自豪的还有秦华，20世纪80年代后期，取消凭票供应后，他转岗至销售科。凭着过硬的质量和品牌，产品销路根本不愁。代理商们带着现金和大卡车来厂里提货，提包里至少装着10万元，这在当时可是笔巨款，老板们包不离身。

　　1980年，李晓民在江西拖拉机制造厂金工车间任技术主任，新型发动机的研制几乎为所有人刺激出了一种“逼上梁山”的气魄，设计科、工艺科、技术人员日日夜夜地测试、改进，耗费一年多的时间，工厂研制出了改良后的四八五拖拉机。

　　也正是在80年代末期，江西拖拉机厂迎来了产能的高潮，年产量达到1万台以上。最繁华的时候，职工总人数逼近9千。工厂不但开办了文化扫盲班和技校，还有电影院、礼堂、职工足球队等配套设施和娱乐活动来丰富职工的生活。每逢上下班，总能看到乌泱泱一片接踵而至的人群，有种大型影剧院散场的即视感。

　　转变，悄然发生。那是1992年。曾经手捧铁饭碗的国企员工，变成了合同工。他嗅到了一丝不一样的味道。陈宏明认为，从政策角度看，政府想要把纺织业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

　　1992年拥有55万职工的上海纺织业的利税，从十年前鼎盛期的40.6亿元下降到13亿元，而只有2.4万职工的上海汽车工业，实现利税14亿元。后者成为上海工业的新“老大”。

　　断臂求生。当时国务院计划用3年时间，压缩1000万锭纱锭，减员120万人。提及这段历史，陈宏明的语调中，透着一丝感伤。改制背后，是工人下岗。“下岗后，男的当保安，女的到商场做销售。”陈宏明如是说。

　　1994年，上海第二棉纺织厂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2317名下岗女工报考东方航空做“空嫂”。最终，有18名女工被录取。新闻一出，一片哗然。但在争议背后，该厂副厂长严慧君曾对媒体说，纺织职工连天空都能上，还有什么岗位不能胜任？

　　1997年末，上海市进再就业服务中心托管的下岗职工达30万人，已分流21.8万人，其中出中心17.6万人，超过下岗人数的一半。

　　当陈宏明线年。“上午还在开会安排生产，下午突然宣布所有人去再就业中心。”他是无措的。

　　蝴蝶也没有逃过风暴。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缝纫机生产厂家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而有着5000 余名职工的协昌缝纫机厂相形之下，成为一名身负重担的老者。

　　技术人员不断外流，单一的产品形式、过于死板的体制、沉重的负担，随着国人的消费方式日趋成衣化，蝴蝶缝纫机逐渐开始被国人所遗忘。

　　5000多名员工的大厂，加上上下游企业，数万人的生计受到致命影响，相伴数十年的同事、伙伴渐渐都离开了，秦华所在的销售科几乎只剩下了他一个“光杆司令”。

　　拖拉机长的风光也没有持续到新千年，2000年6月，江西拖拉机厂自行申请政策性破产，同年12月底被江铃汽车集团收购。

　　历经阵痛，新千年开始，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放开，中国国有工业企业断臂求生之后，迎来新的生机，而身在其中的人们，也在时代的变化中，找到了新的人生。

　　陈宏明去了一家私营印染厂，告别了那一段国企时光，如今，他常年奔波于各家纺织企业，寻觅着纺织业的下一个辉煌。

　　1999年，年满60岁的李晓民宣布退休，离开了江西拖拉机厂这片栽培了他一生的沃土。迎接千禧年之际，不服老的他又和朋友合伙开办了一家机械加工厂，过了一把创业瘾，直到2006年才出让股份开始颐养天年。

　　回想当初，如果没有17岁与江拖始于学徒的那段缘分，他也不会有机会进入夜校，学得一手画图纸的技艺，日后成为儿孙们眼中“能文能武”的父亲和爷爷。

　　秦华则坚持到蝴蝶“重飞”。2010年，蝴蝶家用缝纫机的母公司上工申贝开始着手恢复品牌。蝴蝶缝纫机从原价仅有100多元的“老黑头”，转向外表时尚的家用缝纫机，功能也从简单的缝补转向电脑设计智能化、傻瓜化。

　　为了让“新蝴蝶”再次飞向全国，秦华和两个“小伙伴”每人拖着一个20多公斤的行李箱，踏上了全国代理商的招募之路，箱子里是一台最新的蝴蝶缝纫机。

　　一年多后，蝴蝶再次出现在中国的各个城市。2014年9月，600台蝴蝶JH5823型家用多功能缝纫机，被习主席和夫人作为国礼赠送给斯里兰卡。

　　机器依旧轰鸣。每一件工业制品，都留有时代的印痕。每一个人的故事，集合起来就是中国70年的历史。

　　起步、辉煌和转型，是中国工业史不变的主题，而当21世纪即将进入它的第三个十年时，中国将目光投向智能制造。

　　站在未来看未来，或许，当下一个十年结束时，为新中国成立80周年送上“生日礼物”的，或许不再是人，而是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