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婚了你老婆得了绝症我们能在一起吗？

我离婚了你老婆得了绝症我们能在一起吗？

我离婚了你老婆得了绝症我们能在一起吗？,

　　八一缝纫厂,宁海缝纫,缝纫老式尺那是遥远的2000年，很多人特意选在千禧之年结婚，她却灰头土脸的离了婚。

　　某天，恍恍惚惚的她把缝纫机的针距调错了，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当她把几百个袋子扎完，送去质检时，质检员陈建伟发现了问题。

　　她刚想说陈建伟你是没事找事吧？但仔细一看袋子上自己的编号，这才傻了眼，忙活了一天，出了一堆废品，那今天的班白上了。

　　那会李萍只想找个端铁饭碗的正式工，一辈子也有个依靠，哪成想，这铁饭碗没吃上几年，就被自己给砸了。

　　后来，陈建伟也结了婚，他踏实能干，没两年就从缝纫工变成了质检员，职务变了，性质却还是临时工。

　　李萍拆着袋子，心情有点复杂，虽然她感激陈建伟的帮忙，但之前他俩有过那回事，现在她又离了婚，指不定陈建伟在背后怎么嘲笑她呢。

　　也许是为了调节尴尬的气氛，陈建伟冷不丁问了句：“李萍，你想过将来干啥没？”

　　她做她的缝纫工，他干他的质检员，唯一的接触就是李萍交工，陈建伟收件，半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那天早上，李萍没来得及吃早饭，又恰好是生理期，她踩着缝纫机的脚使不上劲儿，脸色煞白，额头直冒虚汗。

　　没隔几天，车间主任突然宣布，从这个月开始，车间拿出小金库的钱，给大伙加顿餐，谁让有些女同志为了减肥，连早饭都不吃，万一在车间出点啥事，他这个主任可担不起责任。

　　那些日子，车间派专人，每天从食堂买回包子鸡蛋，豆浆油条，放在厂房门口，让工人们自取。

　　有一次李萍去晚了，筐里只剩一个鸡蛋，她拿起来看看，正准备丢回去，陈建伟端着两个包子站在她身后。

　　“呦，还有鸡蛋呢，我用包子换你的鸡蛋行吗？我记得你吃鸡蛋过敏，你也吃不了呀。”陈建伟说的客客气气，却让李萍很意外。

　　其实，他不仅记得她对鸡蛋过敏，他几乎记得所有和她有关的事，包括她贫血，所以，上次他才能及时发现她低血糖。

　　厂里的生意好不好，第一线的车间总是最先知道，因为只要通知他们要加班了，一定是厂里接了大单。

　　那次，李萍缝纫机的皮带突然断了，时间已是晚上十二点多，修机器的师傅早就下班了，她自己又不会修，只能坐在那里干着急。

　　她想着得给他送点啥才能安心，五十块钱能买什么呢？而且，她也不想和他的关系搞得多近。

　　那天刚到车间，李萍递给陈建伟一袋糖果：“陈师傅，我朋友从北京带回来的，拿回去给孩子尝尝吧。”

　　陈建伟看到李萍手里还拎了一大袋子花花绿绿的糖果，好像并不是特意送给他的，连忙说了句“谢谢你啊。”

　　那天，车间所有人都吃到了李萍的糖果，只是陈建伟那一份，价钱比别人贵，而且是李萍一个个挑出来的，产地全是北京。

　　还了陈建伟这份人情，李萍觉得心里踏实了，再和他说话的时候，也能理直气壮似的。

　　没曾想，有个女同事有口无心地开了句玩笑：“李萍，你这发糖是啥意思，是不是又要结婚了？”

　　说话的人自觉失了口，赶紧闭了嘴，刚才还热闹的场面瞬间冷了场，气氛有点尴尬。

　　“都别开玩笑了，赶紧把手里的活干完，中午主任要请大伙儿吃饭。”陈建伟出面打了圆场，气氛再次活跃起来。

　　她送糖果是不想让人看出来，也不想让陈建伟误解被特殊对待，想了半天才想到这个办法，却搞成了这样。

　　他们那时每月工资也才五六百块钱，捐也捐不多，虽然杯水车薪，但也算是表达一下心意。

　　所有人都很诧异，连主任也不可置信地看了她几眼，再三确定是这个数额，才记了下来。

　　“你看李萍一下捐那么多，啥意思？是说明她钱多，还是衬托咱们没爱心，把主任都比下去了，有必要那么拔尖嘛。”

　　另一个接话：“这你还不懂啊，李萍为什么离婚？因为她是不会下蛋的母鸡，陈建伟有儿子啊，不用她再生，等那边女的一翘辫子，她就直接接班了，你没发现嘛，陈建伟总给她留包子，谁看不出来啊……”

　　她和陈建伟有什么呀？只不过他可能同情她，给她端过一杯糖水，为她留了几次包子，帮她修过皮带，在别人眼里却已经是勾搭成奸了。

　　收完捐款，主任说要找两个代表，和他一起去医院探望陈建伟家属，顺便把捐款送过去。

　　送他们出来时，主任安慰了陈建伟几句，陈建伟也挺看得开：“谁也不知道人在哪里栽跟头，不是想躲就能躲掉的，我会竭尽全力给孩子妈治病，剩下的就看天意了，人啊……”

　　闲着没事的女人，喜欢扎堆嚼舌根子，李萍和陈建伟的关系，便成了她们的谈资。

　　还传的有鼻子有眼，不仅仅是留两个包子的问题了，更有甚者，说陈建伟老婆就是他俩给气病的。

　　那天，主任突然宣布，所有临时工都将被辞退，正式工都发不出工资了，哪里还顾得上他们呢。

　　她早就盘算好了，第二天便在城西摆了个缝纫摊，给人裁裤边，修拉链，顺带改衣服。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那几年街上裁裤边的摊位少，李萍手艺好，接到的活也多，生意慢慢稳定下来，收入比上班时还要多几倍。

　　没过两年，听说厂子垮了，临时工怎样，正式工又能怎样，最终都是丢饭碗，还是凭自己的手艺，永远不会失业。

　　她有过婚姻，有过工作，一直觉得有了这些便能稳稳当当过一生，谁知道小心翼翼地保来保去，还是把婚姻和工作都弄丢了。

　　“谁也不比谁矮几分”，这句话，在李萍人生最黑暗的那段时光，为她燃起了一点希望和勇气。

　　又过了些年，街道规划整改，李萍租了间门面，还是做裁缝店，都是附近小区的老顾客，生意相当稳定。

　　直到有天，马路对面新开了家裁缝铺子，平白多了个竞争对手，李萍心里有点别扭。

　　有顾客和她说，那边店铺的裁缝是个男的，手还挺巧，现在会踩缝纫机的男人可不多见。

　　那个男裁缝正忙着整理收到的衣服，每件衣服都井然有序地写着编号，像当年在车间时一模一样。

　　陈建伟一转脸，也看见了李萍，他没表现出多少惊讶，只是点了点头，说了句：“你来了。”

　　他没说出口的话是，他真的找了她很久很久，就像他喜欢了她好久好久，他是为了她，才把店铺开在这里的。

　　因为当年那些流言的伤害，李萍没和以前厂里任何人联系过，陈建伟找她找的很费力。

　　他拿出一个信封，递到李萍手里：“我家那口子，没挺过三年就走了，大家伙当时凑的钱，我都一一还了，这是你的那五百。”

　　那次，大伙拿李萍发糖的事开玩笑，陈建伟说主任中午请客替她解了围，表面上是车间主任请的客，但李萍知道，其实是陈建伟掏的腰包。

　　她听到陈建伟去找主任报销时，主任训斥他：“你小子现在可以啊，敢替我当家作主了，我什么时候说要请大家吃饭的。”由于花销超支太多，主任只给他报销了三分之一，剩下的陈建伟自己负责。

　　她原本想把这五百块钱私下给陈建伟，又怕他好面子拒绝，再撕扯起来不好看，才想着捐款时一起捐了。

　　李萍刚走出陈建伟的店铺，就听到他隔着马路喊：“你的服装厂啥时候开业，别忘了赏我口饭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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