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机与晚清民国女性身份的建构

缝纫机与晚清民国女性身份的建构

　　舒普缝纫机官网,缝纫电机拆,七彩缝纫线1851年美国的伊萨克·胜家（Isaac Singer）制造出第一台实用的缝纫机，其缝纫速度为每分钟900针，相当于娴熟缝纫女工的22倍之余。李约瑟（Joseph Needham）称缝纫机为“改变人类生活的四大发明”之一。缝纫机的生命轨迹体现在缝纫机的设计者、制造者、销售者、消费者、使用者与机器之间的生活关系之中。

　　沃尔登（Louise Walden）较早研究了缝纫机作为技术物与性别之间的关系， 讲述了缝纫机对男女工作的影响，认为它没有实质性地改变两性文化关系。费尔南德斯（Paula A. de la Cruz-Fernández）发现，胜家品牌的缝纫机营销组织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归因于它在营销策略上将缝纫机与墨西哥的“现代”女性观念联系起来 。翁注重（Ju-Joan Wong）与陈晓华（Hsiao-Hua Chen）考察了不同时期台湾地区女性使用缝纫机的情况，发现女性的经验可以反映现代设计中的奥秘。袁蓉分析了近代上海缝纫机的传入和使用情况，其中涉及使用人群的性别问题， 谈及缝纫机是中上层社会女性追求“摩登女红”的标志。张黎考察了1850-1950年家用缝纫机的设计史，提出在缝纫机的设计中集合了男女两种性别气质。

　　由此可知，学界已较多关注缝纫机的设计、使用及其与性别因素之间的关系，亦有学者考察了近代上海缝纫机的使用人群情况，但尚未有研究从女性作为缝纫机的消费者和使用者的角度，去探讨缝纫机作为一种外来技术物（以及后来出现的本土品牌）与晚清民国女性身份和社会角色的建构、变迁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 人类创造了技术工具，同时他们的社会身份和生活方式也在使用这些技术工具的过程中，不断被影响和改变。技术哲学家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所言，“消费社会对身份问题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工具不只是有用，它们也告诉我们，我们是哪种类型的人”。基于此，本文尝试从技术与性别之间相互建构的角度，分析缝纫机在与晚清民国女性互动的过程中对于不同女性的身份塑造与引申意涵。

　　缝纫机、自来风扇、火柴、肥皂、洋伞、牙刷、牙粉等日常生活用品，在19世纪60-70年代时传入上海 。据可考史料，王韬与他的友人孙次公在此之前已在上海见过缝纫机。《王韬日记》中记述了在1858年11月27日的上海，王韬与孙次公在来自美国的秦娘家中看见缝纫机的情景：

　　又至秦氏室，见其缝衣之器，轮轴圆转，运针若飞。……（次公）云：“……鹊口衔丝双穗开，铜盘乍转铁轮回。纤纤顷刻成千缕，亲见针神手制来。”

　　1866年5月17日的《中外新闻七日录》亦刊登过《西国缝衣物器具图示》的文章，应为目前所见向国人介绍缝纫机较早的报刊记载：

　　此器具西国造成不久，而中国人见之者鲜矣。按此器能挑缝衣服、手巾各物，快捷异常，计每日做服，可能当女工之十。

　　这一时期，大量外洋物品通过向外邦购置或臣民进献等方式被输入清宫。据1896年8月19日的《曼彻斯特卫报》报道，李鸿章出访英国期间曾至英国的缝纫机厂参观并操用，该厂负责人当时赠予了李鸿章两台缝纫机，一台送给李鸿章留用，另一台则献给慈禧太后 。国内史料亦提到：

　　（缝机）局中所存各机，大小不等，且或以手摇，或以脚踏，形制亦不一。中堂亲摇其机，但见针动线随，缝布数行，宛转如意，心极爱之。请选一佳者， 不吝重值，将以进呈皇太后。监督曰：“不敢领价，愿敬献也。”中堂必欲给资，监督决计奉赠。中堂之归也，乃赠两缝机，皆极贵重云。

　　据记载，缝纫机约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但产量极小、价格甚高，至19世纪末仍称得上是珍贵的稀有物件。李鸿章将深受外国女性喜爱且新奇实用的缝纫机进献给慈禧太后，目的主要是供其玩乐解闷。因身处皇室的慈禧太后，平日服装皆由御用裁缝精心缝制，这件实用的缝制工具对其而言只是日常消遣的赏玩物件而已。换言之，缝纫机虽为实用工具，但对于慈禧而言，其娱乐性远超实用性；作为稀罕的舶来品，拥有缝纫机无形中彰显了太后的尊贵身份。

　　年少时接受过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西学教育的末代皇帝溥仪对舶来品特别感兴趣。1932年，他赠送了一台胜家缝纫机给妻子婉容。这台机器实则为婉容的御用裁缝李春芳所用，曾为赶制婉容生辰当日穿着的品月缎绣玉兰飞蝶氅衣提供了便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提到，贵族或资产阶级女性不从事生产，但拥有相关的家用技术物品却可以彰显其家庭伴侣的资产实力与社会地位。婉容虽拥有缝纫机，是缝纫机的消费者，但却不是其真正的使用者。这台缝纫机的出现和使用的方式，同样显示了她的特殊身份。

　　除皇室外，达官贵人也是较早接触西洋事物的群体之一。他们中许多人拥有游历海外的经历，有能力购置并使用外来物品。据曾国藩之女曾纪芬回忆，年少时期女红是其父每日布置的功课，自己的衣服皆为手工自制，后改用缝纫机缝衣。

　　予等纺纱、绩麻、缝纫、烹调，日有定课，几无暇刻，先公亲自验功。昔时妇女鞋袜，无论贫富，率皆自制。予等兼须为吾父及诸兄制履，以为功课。纺纱之工，予至四十余岁随先外子居臬署时，犹常为之。后则改用机器缝衣， 三十年来，此机常置座旁。今八十一岁矣，犹以女红为乐，皆少时所受训练之益也。

　　在此，缝纫机对于曾纪芬而言，是延续其必须具备的女红能力的技术物件，“常置座旁”是其作为大家闺秀的身份象征。

　　实际上，清末上流社会消费已是崇洋之风盛行。据一位上流社会的家庭妇女所言，她们中许多人渴望穿外国服装，都想要外国家具、服装与食品，倘若没有这些就不属于（上流社会）这一层次。清末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富裕家庭的女性也是置办胜家缝纫机的群体之一。胜家缝纫机在1949年以前的同类缝纫机当中价格处于高位，因此能够购入的大多是高收入人群。并且，这些家庭多倾向于购用胜家缝纫机中的柜式机与枱式机，柜式缝纫机不用时能把机头掩藏在柜内，摆在客厅形同一件家庭的装饰家具；枱式缝纫机则配以美观的小长方形枱，其中有三个、五个或七个抽屉，不用时可将机头掩藏于枱内。显然，依靠进口且售价高昂的商品在当时会显得尤为珍稀高档，可用来凸显精英家庭获得物品的特别能力，体现了人工产品空间性的象征主义功能。富裕家庭购买昂贵的、可做家居装饰的胜家缝纫机，一方面能以此美化家庭空间， 突显家庭品味与层次；另一方面也折射了上流社会女性追求时兴的消费方式。

　　清末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皇室到富裕家庭，洋品牌（主要是胜家）缝纫机的购置无论是作为赏玩之物、家具装饰还是实用工具，均于无形中联结并强化了上述女性与其所在阶层的纽带。可以说，缝纫机在某一方面象征了这些上流社会女性的社会地位、支付能力、教育方式、消费品位及家庭背景。

　　对于上流社会女性而言，缝纫机的象征意义大于它的实际功用。但是，这样一件时髦又实用的西方机械，对当时的普通女性而言也是充满吸引力的，只是其昂贵的标价和新的操作技术让她们望而却步。也为此，胜家缝纫机销售商在营销策略上采取了三个方面的举措，以加大在华推广力度：改变消费者对使用缝纫机的畏难心理、满足消费者拥有缝纫机的渴求、引导消费者成为符合社会预期的性别角色。

　　首先，为了让中国女性减轻对新的机器缝纫技术不自信的心理，胜家公司专门以较高的报酬雇佣中国女工，经培训后的女工会挑上缝纫机沿街表演，向市民介绍操作方法，宣传其优越性。1900年，胜家缝纫机器公司为使上海人了解缝纫机，特别在南京路设立“胜家公司女子教授所”，免费教授女性使用缝纫机，并从中选出缝纫高手，肩挑缝纫机沿街设摊，宣传产品和使用方法。无独有偶， 清末胜家缝纫机器公司的一则广告，也提到上海英大马路的胜家公司聘请缝纫机教师肩行机绣品走上街巷，请人观瞻机器缝制的成品。这样沿街演示操作缝纫机及机制成品的宣传形式，让更多女性观看到规范操用缝纫机的方式和过程，有利于改变她们对“缝纫机操作困难或复杂”的看法，打破“铁裁缝”难以使用的印象，减低她们对操作缝纫机的畏难心理。另外，精美的机制成品也让她们切身感受到缝纫机的做工与成效，进一步增加了她们对缝纫机功用的好感度与自信心。

　　除培训专门的宣传人员外，胜家缝纫机器公司还在商店内设学堂提供免费教学，或派教师外出教授机器缝纫技术。如1907年的一则广告所述：“由本公司备有中外男女教习，附设缝纫女学堂，不取学费，并可出外包教。” 其专门开设的缝纫女学校，更侧重对女性的技能培养。如上海市某胜家缝纫女校的女校长杨兆云在学校广告中介绍道：“（胜家缝纫女学校）宗旨为扩充一切缝艺务，使妇女能担任自做家中应用衣服。来学者，购买机器与否听其自然。”20世纪初期， 胜家商店内已配有技工，专门为用户安装和修理各种缝机，凡属胜家机须由胜家商店修理。向消费者提供示范、教学、安装与维修一系列的技术服务，既满足了顾客相应的需求，同时技术教授先行，也消除他们的疑虑和后顾之忧。

　　其次，为了吸引更多的普通妇女购买，胜家缝纫机公司还通过大批商业经纪人和“租账”方式销售缝纫机。据1908年天津的新闻报道称：

　　美国胜家公司在天津设立的公司承诺：所有各买主均不付现洋，皆系赁买，按月零付，立有合同，至限期将洋付清，机器方归买主。赁买机器，贫苦妇女最占多数，竟至一千六百余户。

　　20世纪初，胜家的销售策略是否有如此好的效果，尚需考证。但到1940年， 中国市面上的缝纫机器种类确有约三百余种。其中，“有用以缝制衣服者，有用以制造草帽者，有用以缝制皮鞋者，有用以缝制手帕者，……其销路最大者，首推缝制衣服之机器，不论家庭或成衣店均有购置”。

　　最后，胜家缝纫机的广告宣传还从不同角度触及作为家庭妇女的角色定位及其关心的实际问题。例如，试图鼓励她们去明智地消费，并学习新的家用产品技能， 强调缝纫机良好的性能可以帮助她们节省花费在家务上的时间等等 。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广告宣传在引导消费者了解什么是好的产品，什么产品对于他们而言是适合的同时，实际上也参与了对技术消费者与使用者的身 份建构。显然，胜家缝纫机的市场定位是中国的家庭妇女，这一技术物在使用者 层面具有鲜明的性别特点，实质上援用并巩固或强化了中国女性作为家务劳动主力的角色身份，延续了传统的“男耕女织”中“织”的身份价值。实际上，胜家缝纫机广告图片呈现的家庭缝纫景象更是鲜明构建了家庭内劳动分工的这一性别 意向。即男性是消闲休息（读书看报）或观看女性缝纫的角色，孩子在一旁玩耍， 女性则是为家人缝制衣物的缝纫机使用者，营造出一派其乐融融的“现代家庭” 景象。诚如白馥兰（Francesca Bray）所称的“文化空间”，这一场景呈现出了中国式的观念、秩序以及权力关系，它们渗透于空间以及在此空间中的行为。其中， 女性在家庭空间内往往扮演的是生产食品、衣物的角色。借助缝纫机缝制出来的衣物，妇女不仅凝聚了家庭的情感纽带，即使是在时髦的“现代家庭”里，女性利用缝纫机缝制衣物依然发挥着稳固家庭和谐关系的功能；同时，贫苦女性给家人缝制衣物，在经济上亦有助于减轻家庭负担，对家计有所裨益。胜家缝纫机 广告正是抓住了中国女性的家庭角色特征及其背后的性别文化，成功吸引普通女 性购买缝纫机，帮助她们成为在家中制衣的、更好地服务于家庭的贤妻良母。

　　上文所述胜家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定位与销售策略，反映了当时中国劳动性别分工上“男主外、女主内”的一般特点。在19世纪末中国的成衣业（而非家务劳动） 中，男性扮演的是服饰“生产者”的角色，女性则多为“消费者”。20世纪初，中小学教育皆要求女子比男子多学家事、缝纫两科，女子职业教育虽开始兴盛，但主流女子教育的宗旨“仍以贤母良妇为最高极则”，以期女子能够“裨补家计，养成节约利用好勤勉之常度”。

　　至1913年，教育部颁布《实业学校规程》，规定各地根据本地情形设立女子职业学校，教育部颁布小学校令，也以缝纫家事为女子必修课，兼习刺绣、养蚕。1919年5月23日，教育部颁发训令，要求各省女子中学校应注重家事实习，届时，女工传习所亦有专门的缝纫科实习。由此亦可见，近代女子职业教育的开端，与传统中国女性的家庭角色和劳动性别分工有着明显的延续性。并且，机器缝纫逐渐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女性劳动技能之一，成衣业是当时女性尝试走出家庭，改变身份，继而获得职业发展和提高社会地位的行业领域之一。

　　晚清民国时期开设有机器缝纫课程的女子学校主要有四种办学类型，其中第一种类型是开设有机器造衣课程的女子职业学堂或机器缝纫专科教育的职业学校。其典型是1904年成立的上海速成女工师范传习所，该校办学宗旨为“采东西各国工艺成法传授，用速成教授法教授各种女工，养成女子自立资格，兼备女学堂教师之选”。它主要传授的并非传统女红功夫，而是以缝纫机为生产工具，兼做中西服饰的技能，有助于入学者藉以掌握在城市谋生的技能。同时，设有速成“机械化女红”的机器缝纫专业课程的女子职业学校逐渐兴起，1913年务本机器缝纫女学校当属开设机器缝纫女学的先锋，其目的为“提倡女子实业，俾有独立生存之艺”。

　　第二种类型是附设于普通学校内部的机缝教育机构。如1905年，豫教女学堂为“发达女界的生计实业”附设女工艺厂，要求学生学习成衣机器、绣工等科，提倡生产教育“二合一”。又如，1919年京师第一中学也开设有职业班特别手工教室，内有缝纫机12台，陈列缝纫成绩颇多，强调其于女子职业生活上极有影响。

　　第三种类型是女子职业补习学校，主要对已有职业或从未接受过教育的大龄妇女进行补习。其中，教授缝纫科的职业补习学校颇多，如南通县立女子职业补习学校职业科分刺绣及缝纫二部，缝纫科开设缝机运用、小孩服、学生装等。又如私立上海妇女补习学校，设国文、缝纫、刺绣等七科，其中缝纫科开设中式裁缝、西式裁缝。

　　第四种类型是将机缝技能培养融于高等家政教育。同样是学习机器缝纫，但对于不同的教育类型而言，女性所学略有区分。此类机器缝纫教育是在高等教育中融入技能教育，更趋于兴趣化或趣味性的教学，富家女子所学的机器缝纫主要是为了体会新式缝纫的乐趣，学会之后可以自制时兴“洋服”“时装”等服饰，是提升自我、成为摩登女子的一种方式，即“一个女子可以配称摩登，至少须有下列的条件：有相当学问，在交际场中能酬对，稍懂一点舞蹈，能管理家政：会怎样管仆人、自己会烹饪、能缝纫（简单的工作，不须假手他人）”。

　　20世纪20年代，随着国产缝纫机在市场上的销售，女子职业教育和高等家政教育中更为普遍地提倡机器缝纫，这体现了社会所构建和期待的女性身份与社会角色悄然发生了改变。一方面，培训女性熟悉缝纫机技能以熟练制衣，最直接的成效就是女子教育与职业发展逐渐实现了接轨，为女性拥有一技之长，甚至进入成衣行业奠定了基础。1912年，女子缝纫社在成立大会时强调女子掌握机器缝纫能够改变“男成衣”的社会分工。至1925年，仅南京从事机器缝纫的女工数量已约八九百人，且机缝工价大增，女子以此切实成为“生利者”。甚至连张爱玲也曾尝试转行做裁缝，时人认为其“进账比吃写稿子这碗劳什子饭账，然要高妙得多多了”。另一方面，机器缝纫亦是城市知识女性做懂科学、知技术的新式贤妻良母和摩登女子的必备技能，她们利用所学制作家常衣物仅供家庭所需或在家中做家庭工艺 。

　　显然，职业教育中机器缝纫的普及和高等家政教育中对机缝技能背后科学原理的教授，既反映了晚清民国女性职业化道路形成之初的特点，即女性活跃的行业领域与传统劳动性别分工所要求的女性技能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同时也反映当时社会对有独立思想、一技之长和善于料理家庭生活的“新女性”的角色期待。这一新的女性角色构建最初源于胡适对“新妇女”的倡导，至1926年《新女性》创刊，逐渐成为时人对女性身份与社会形象的理想预期。

　　缝纫机在晚清民国社会的存在不仅限于家庭生活、职业教育和成衣工厂等场所，抗日战争期间广大女性使用它在前线和后方为战士生产军用服装，亦使得它成为重要的战争物资。缝纫机在抗日战争中与中国女性产生了另外一种密切的交集，其为广大女性所使用，在推动女性积极参与抗战的同时，亦参与建构和塑造了中国女性投身民族战争的国民身份和担当意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前线战士由于连续行军作战， 服装损耗严重，加上日军封锁，穿衣紧张，有的甚至被冻死。在此情况下，生产战士军服的任务首先落到了处于抗战一线的东北抗日联军女军工的身上。由于服装的需求量大，这些女兵需要借助缝纫机进行生产。她们深入前线，肩抗沉重的缝纫机跟随部队转移战地以躲避敌人搜寻，同时见缝插针地赶制服装，用肩上的缝纫机扛起了保家卫国的重任。诚如有学者所言，“一些女战士身背长枪、肩抗缝纫机，在战斗间隙里于深山密林中赶制军装。（相当于）抗联的被服厂，实际就建在她们的双肩上”。抗日童谣《被服厂》亦写道：“被服厂，进了山，机器轮子转得欢，姐姐妹妹把活做，做出衣服战士穿。穿上新衣多神气，英勇杀敌干得欢。” 不仅如此，使用、拆卸、保养缝纫机也是女军工的必学技能，为了保养缝纫机，她们把平时舍不得吃的豆油存起来留给缝纫机“喝”。当时涌现出了许多保全缝纫机与缝纫队的女英雄，如崔姬淑、安顺花、朴淑玉等。对于这些女性而言，她们的首要身份是革命战士而非贤妻良母，缝纫机则是帮助她们充分发挥这一角色义务的重要工具。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全社会的女性在相关组织的动员下纷纷加入为抗日战士缝制军服的队伍，她们的角色作用也不再局限于家庭和职业，而是毫无保留地为战士们提供强有力的后方支援。1937年，全国性的妇女抗日组织——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简称“妇慰总会”）成立，宗旨是“适应抗战需要，发动海内外妇女同胞输财尽力，担负救国工作”。1938年，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亦出台《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提出：

　　为了要长期抗战，（全国妇女要）运用她们的知识技能，普遍地从事生产建设。……战时慰劳工作包括有：组织为军队服务的洗衣队、缝补队，供给衣服药品及各种读物以慰劳前线军士、后方伤兵，及各地游击队。

　　淞沪战争爆发后，涌现出了第一批僧侣救护队，很多女尼自愿到一线当看护和杂务工，同时也有女僧侣购置缝纫机为前方将士赶制棉衣。如有关史料所载：“沪战爆发，上海比丘尼众，联合为前线将士缝制征衣。”

　　1938年，妇慰总会发起征募寒衣运动。作为征募寒衣运动发起人的宋美龄经常到现场视察工作，并亲自裁剪、缝制棉衣。宋美龄以身示范使用缝纫机，号召更多女性加入缝制棉衣的队伍之中。在此过程中，她借助缝纫机这一技术物，再次向广大女性明确抗日时期“众多男性参军赴前线，女性群体是后勤工作的主要支撑”的性别分工秩序，以此鼓舞前方战士抵抗斗争的士气。在妇慰总会的推动下，广东分会积极行动，联合广东省妇抗会、女权同盟、车衣女工会等十六个团体，决定投入二万元备制棉衣，由妇女慰劳会、车衣女工会负责购置材料及剪裁，分发给各妇女团体缝制，分区设立缝做场由各妇女团体负责管理及动员各阶层妇女参加缝制 。

　　除有组织的妇女团体外，普通家庭妇女也加入到缝制军服的队伍当中。如湖北省丹江口市战区数十万大军的冬夏被服，皆以均县为制作补给基地。均县城内集中了数以百计的缝纫机，每天机声哒哒不停，形成了一个战时繁忙的缝纫工业区。均县许多家庭妇女被动员起来，她们响应全民抗战号召，走出厨房，参加工作，成为被服厂的一支重要力量。此外，流离失所的妇女也被组织起来学习使用缝纫机， 以此为缝制军服贡献力量。其中，“招收抗战军人家属妇女，及战区流亡失学失业之妇女青年”的重庆家政训练所，便认为“缝纫女工是新家政管理中一件重要的项目”。重庆的兵工厂中亦可见女孩埋头使用缝纫机为抗战将士缝征衣的情景。学校女生也在课后为缝制寒衣做出了贡献，如昆明市小坝师范学校为坚持抗战，全体女生有的用缝衣机，有的用手缝，流水作业，四天缝成军衣200多件，交由云南省妇女会抗敌会寄往台儿庄。延安女子大学附设缝衣工厂，工厂有缝衣机8架，请工人指导学生使用机器和裁剪，全校同学以班为单位轮流参与生产。

　　抗日战争中使用缝纫机生产军服的女性不论是身处前线还是后方，无论是组织行为还是个人自愿，皆参与到了抗战物资的生产行列之中。缝纫机的铁质外观与重量，使得肩抗缝纫机作战的女军工呈现出男性气质（力量感、勇敢）的身份形象。不问世事的女僧侣加入机器缝纫的行列，宋美龄以身示范使用缝纫机缝制军服，妇女团体、普通家庭妇女、女学生等纷纷响应号召参与缝衣，这些表明不论女性是主动加入或是被动纳入缝制战士军服的队伍中，都无一不体现出战时国家对女性作为战士和后方劳动生产力的现实需求，以及女性身上所肩负的民族责任。缝纫机和女性的身影在战时报道中的同时出现，无形中实现了对女性身份角色的重新建构。在此，女性进一步走出家庭，无论是作为军人、其他职业女性还是家庭妇女，均被视为生产性的重要角色；她们不只是家庭生计和国家社会的“生利者”，更是利用缝纫机挽救民族危亡的坚强后盾。虽然后方女性处于辅助男性参战的次要位置，但是显然可见国家对其劳动生产价值的认可。前方的战士使用杀敌，后方的女性则用缝纫机为抗战提供温暖的保障。

　　战争后的百年中，中国女性群体的身份呈现出不断变化并且新旧杂糅的特点。她们除了被认为必须承担“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外，又有了“女国民”“新女性”“革命女战士”等新身份。对女性称谓的改变，实质上反映了女性在公众面前的社会形象、身份和角色的变化，展现了女性从家庭角色向社会角色转变的历史进程，尽管这些变化特点主要体现在那些站在时代潮流前沿的女性身上。

　　缝纫机自晚清传入中国并开始销售以来，在宣传策略和实际使用（包括国产缝纫机）方面，均与中国女性产生了密切的交集。对于彼时的中国女性而言，缝纫机作为技术物呈现出从身份象征、家庭宜备、谋职技能到抗战武器的多元化样貌。尽管不同时期缝纫机之于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女性的文化意义不同，但缝纫机与机器缝纫技术的逐渐普及，确在无形中参与了对当时女性的身份建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性别分工，折射出晚清民国时期女性职业发展和社会地位变迁的一般样貌。

　　缝纫机作为一种技术物，见证了晚清民国女性于不同的时空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以技术文化史的视角考察缝纫机在这一时期被宣传和使用的历史，得以让我们从另一个维度解读当时变化剧烈却又新旧杂糅的女性身份，有助于丰富对近代女性生活史和职业发展的理解。反过来，通过性别视角考察缝纫机在晚清民国时期的传入和使用历程，亦让我们了解到技术物在宣传、消费和使用过程中，不断被重新定义和塑造的过程。无论是作为上流社会女性的身份象征，还是作为普通女性的家庭宜备物件，亦或是新女性的谋职技能和女性参与抗战的重要武器， 在帮助构建女性身份的同时，缝纫机亦展现了技术物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中存在意义的多元性与流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