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史、社会史与精神史

家史、社会史与精神史

　　科威缝纫,长清缝纫,缝纫机缝纫机“寻常”的“百姓”的讲述，对“历史”什么的其实是无关紧要的。讲述者因这种讲述，使自己的思绪有所落实，有一个安慰自己的相对稳固的居所，这倒是更为要紧的事情。

　　我和《寻常百姓家》作者么书仪的关系是这样的：本科阶段，洪子诚老师（编者注：么书仪丈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给我们讲授过中国当代文学史；他们的女儿洪越又成为我招收的第一个研究生。这样一种介于学生与老师之间的特殊身份，使我在阅读本书时，很容易打通书里与书外。

　　从作者撰写的《后序》中我们可以知道，为写作此书，么书仪做了长期、充分的准备。父亲生前，她已用心录制了36盘录音磁带，加上其父着意保留的大批个人资料，这为她的著述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尽管初衷是为了纪念父母，但很明显，此书的意义已远远超出对父母的怀念，而具有更重大的内涵与分量。

　　当然，《寻常百姓家》首先是一部家史，记述了么书仪父母的家世与一生的历史，主体部分再现了1949年以后，其父母及全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作为边缘人的遭际。与书店里常见的名人之后忆述父母不同，么书仪记录的是北京一户普通人家经历的艰难人生。她的父亲从河北丰润县乡下凭着自己的才能，一路打拼，1947年终于把家从唐山搬到了北京。令人兴奋的新生活开始了，却又迅速坠落，沧桑巨变旋踵而来。

　　么家的家史之所以值得作为一部社会史来阅读，乃是因为么书仪的父亲所具有的工商业者身份。此身份在数十年历史风云中的跌宕起伏，在书中都得到了细致的记述，配以当年的照片、证件以及各种文稿复制件营造的历史氛围，真实还原了么家作为一户普通人家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这一家人不是知识分子、不是名人，正因为其普通，他们的经历反而更具代表意义。

　　这些历史记述对我也是一种补课。例如，我从中了解到，原本是针对党内干部贪污、受贿等问题的“三反”运动，何以变成反对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等的“五反”运动，而扩及么父这类小工商业者，何以并未查出任何问题的工厂也会在清查后倒闭；并且，作为曾经的知青，我一直以为上山下乡是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特有的“毕业分配”，却完全不知道北京城区的居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凡此，么书仪从寻常百姓个体家庭角度所做的记录，都足以弥补已有的宏大叙事的疏漏以及个人阅历的偏狭，让这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丰满起来。

　　本书的严谨钩稽也为了解这一时期的经济生活提供了许多有意思的史料。我注意到，第一章写么书仪的祖父在老家丰润县韩城镇刘各庄经营一家商铺，生意兴隆，靠的是进最好的货：“专门到唐山进‘美孚’‘亚细亚’牌煤油，从韩城最好的点心铺‘福德斋’进各种点心，到‘德记’进醋和酱油，到‘福盛昌’进最好的酒”（6页）等等；兼卖中药后，又专程到北京采购，先步行到距离火车站最远的沙滩，在北大后面的易晓堂买“开胸顺气丹”，“然后一路向南，到珠市口周家去买‘周氏回生丹’，再拐到杨梅竹斜街的雅观斋，买薛家的‘保赤万应散’，最后的大宗药品进货是到同仁堂”（7页）。这些采买单与路线图，所汇集的民国年间河北唐山周边的优质商品以及北京的名药所在，也为我们了解那个年代的日常生活史提供了必要的细节与场景。

　　而阅读此书，最令我敬佩的是，无论生活境遇如何艰困，么书仪的父母都展现出了无比坚韧的精神状态。那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个朴实而坚定的生活目标：“挣钱，把孩子们抚养成人和供孩子们读书”（256页）。而“读书”又指向让子女接受尽可能最好的教育。为此，即便身陷绝境，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失去工作，家庭没有了生活来源，么书仪的父母却从来没想过逃避或放弃，么家最终也依赖父亲拾马粪、摘马缨花、打槐树籽、采马齿苋、逮蚯蚓、抓土鳖以供收购，以及母亲的踩缝纫机绣花的计件付酬，挺过了那段难以想象的岁月。不仅如此，么家的五个子女也大多接受了高等教育，最后全都拥有了良好的职业，完成了向书香门第回归的家庭心愿。在我看来，这确实是难以复制的奇迹。

　　除了学校教育，么书仪的父母，尤其是母亲，同样看重家教。在“母亲是树”一章，么书仪特意记下了母亲在她读小学、中学以及结婚前各个年龄段的教诲，而“别让人家说我和你爸对你们‘没家教’”（216页）一类的话曾反复出现。么母所传授的做人的道理与准则，如“女孩子要自重，自己不自重，别人就不会尊重你”，“看一个人的本性，不能只是看他对你好不好，得看他对别人好不好”，“吃亏就是占便宜”（215-217页），诸如此类流传于民间社会、朴素而又智慧的箴言，也正是二十世纪甚至更久以来中国人精神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此，么书仪在书中一再强调了父母对她的精神世界的深刻影响——“我向父亲学会了吃苦耐劳、勤勉努力，我向母亲学会了让自己遇事就‘扛着’（有担当）”（214页）。母亲在么书仪心目中无疑具有典范的意义，也就是她说的“母亲时时处处都是我们做人的表率”（217页）。并且，这种崇敬已经传递到下一代，洪越在《序》中即坦承，“我小的时候最佩服姥姥”，“当时想，等我做了姥姥，也要像姥姥一样”。由此显示出一种优良家教的延续。仅以我所见，么书仪在学术上的较真，比如让我非常惊讶的与台湾学者陈芳的往复争论，直到刊物不再提供版面才中止，应当就是遗传了父亲做事认真的品性；而洪越在母亲体衰多病需要照护时，毅然放弃世人歆羡的美国大学长聘职位，回国任教，则是对姥姥有担当的人格不走样的继承。

　　本来，与么家处境相近的家庭应当不少，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我们很难听到他们的声音，本书的价值以此显现。而假如没有么父留下的诸多私人档案与录音，没有么书仪以做学问的方式考究每一个细节，没有她中文系出身练就的一副节制而葆有温情的笔墨，这样一部汇集了社会史与精神史意涵的耐读的家史，也不会出现。因而，我为《寻常百姓家》的面世感到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