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许钦明：大姨一家唱和谐（外四篇）

散文｜许钦明：大姨一家唱和谐（外四篇）

散文｜许钦明：大姨一家唱和谐（外四篇）,

　　吊装带缝纫机,缝纫线分线器,结实的缝纫线,

　　大姨家在冠县辛集乡岑庄村东北角，大门朝东，有着宽敞的三间堂屋和东西各三间的厢房。堂屋里住人，东屋里做饭，西屋是磨房，里面还堆放着一些杂物。宅院北面是小小的果园，有十多棵枣子、酸梨、杜梨和臭椿树。宅院东面是处场院和猪圈，场院东面靠猪圈的地方每年都种满了秫秸花。那花直立挺拔的杆子像棵棵高粱秸，枝叶间镶满单色或双色的红、黄、白、紫的花朵，争奇斗艳，煞是一道亮丽的乡下风景。

　　大姨高高胖胖的，黝黑的圆脸庞，粗哑的声音里透着亲切。我最爱去大姨家走亲戚，去了大姨就忙不跌地给我拿糖块和零食。姨家小四儿张保法和我同岁，但比我生月小点。我俩一块儿玩疯啦，带着他家的“四眼”（眼上面两撮黄毛就像两只眼）大黑狗，村前村后地乱窜。一会儿骑上他家园子里的歪脖子老梨树去夠梨，一会儿又去采那些秫秸花。一次，我俩大约六、七岁时，跑到村东南小河旁玩耍。看见一位白胡须飘胸的老者，坐在砖砌的排水沟沿上，眼前一群小孩子蹦蹦跳跳的。里面有两个浓眉大眼的双生女孩，脖子里都挂着用红头绳系着的两个李子。她们一跳，那紫红圆润的李子摇来摇去的，令人眼馋。老者看见我是来走亲戚的小孩，连忙从一个女孩脖颈上摘下一对李子，笑眯眯地送给我，我还真的就笑纳啦。

　　四弟消瘦的个头，圆圆脸细脖颈，说话哩哩啰啰的，是个老成孩子。他长相既不像大姨，也不像姨夫。我就问母亲，母亲说，你四弟是从黄河边上抱来的。你大姨生过孩子，都长得和小武官似的，可惜没成人，就托人抱了个来。小四儿在他老家弟兄五六个，按排行就叫小四儿。四弟尽管瘦弱，但在姨夫姨母的呵护下健康成长。当四弟弱冠之年成人后，姨父把他叫到跟前，说明了他的身世，让他回老家认爹娘。四弟回到黄河岸边的老家，见到了生身父母和几个哥哥，从此往来甚密。四弟感恩养父母，还是在岑庄扎下了根。

　　大姨姊妹七人，她是老大，有三弟三妹，我母亲是老小。大姨家离姥娘家大夫人寨不隔村，只有四里地。姊妹们的事大姨都帮姥娘操着心，照管这个照顾那个。当然最关照的还是我母亲，连我姑家盖房子还从大姨家拿了些土改拆楼余下的木板。母亲与大姨最亲近，我也去的次数最多。1959年春上，家里揭不开锅，村里的树叶大凡能吃的几乎都吃光啦，母亲让我去大姨家求助。我扒了两筐她家后院子里的臭椿树叶，大姨给煮熟用凉水浸泡后攥成团，又添了一些地瓜面的窝窝头儿，我揹着高兴地回了家。那臭椿叶虽说还是有点臭，但比杨树叶子吃起来好嚼好咽多啦。1961年春天，一个清冷的上午，在贾镇中学刚上完头节课，三姨家保元哥匆匆忙忙地跑去找我，说大姨去世啦。我赶忙请了假，跑去奔丧，在大姨灵前磕了四个头，大哭一场。大姨逝世那年，她才49岁，我记不起她得的什么病，听大人说大姨得病后吐血尿血，一病而逝。大姨属鼠的，生于1912年。

　　大姨夫张士敬，高高的个子一表人才，说话响亮而热诚。自打解放后，他就当村长，一直当到老。姥娘的四个女婿中，唯他是姥娘眼中的红人。姥娘逝世出殡时，大姨夫行三跪九叩礼，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的，在场的人均为之动情。我结婚前，大姨夫到我家住了几天，帮助收拾新房，用苇子编隔山。我结婚后，母亲告诉我：你大姨夫总挂着你，他来给你编隔山时，就得癌症啦，也没等到你从部队回来结婚，就走啦。为此，我对姨夫一直心怀愧疚。

　　大姨走后两年，姨夫迎来一位续大姨。续姨中等身材，方脸大眼睛，皮肤白皙，人利利落落的，说话清晰响亮，对亲戚格外亲热，和亲的大姨一样。续大姨会缝纫，带来一架上海牌的缝纫机。那时我在聊城一中念高中，看到有的同学穿西式裤子，羡慕得不得了。我和大姨说啦，从家里拿来母亲织的白、兰、紫三色人字呢粗布，大姨给我做了一条西式裤。我穿着那条裤子甚觉得意，一直到脱去学生装换上军装。大姨还手把手教会了大妹妹做帽子、剪裁缝制衣服、绣花，大妹妹又教会了四个小的妹妹，用这些手艺在生产队里工换工，到集上卖绣品挣钱，极大地改善了家庭经济窘境。

　　续姨从甘官屯乡梅庄改嫁而来，带着一个男孩子叫李乃良，属牛的，小我两岁。乃良瘦高挑儿的个，眉清目秀的像个奶油小生。初中毕业后就去山西某剧团找他的生父。他生父是该剧团团长，把他培养成了一个优秀小生。一次去大姨家，看到了他的戏妆照，他饰演一位小丑角色，被一个女人揪着耳朵，做十分痛苦状，让人觉得很搞笑。但我早已忘记他演的这是一出什么戏。听说，乃良找了一位剧团驻地附近农村的女孩做媳妇，为他生了两个男孩。可后来又另娶新欢，抛弃了原配的妻子。由此可见，有其父必有其子，乃良的父亲不是把儿子和原配妻子抛弃，又另找了个小媳妇吗！

　　四弟保法娶了本村一位姑娘为妻，把家庭经营得和美幸福。弟妹中等身材微胖，四方大脸的，勤勉厚道，生育两男两女。弟妹也是跟养父母---她的姨夫、姨母长大。后来四弟两口子为续姨、弟妹的老姨，两位都没有血缘的老人养老送终，尽心侍奉，传为美谈。

　　2011年深秋，一个阴霾的天气里，太阳有气无力地划过正午的天空，一位身体瘦弱的牧羊老人，在冷风里啃了几口干粮，顿觉身体不适，一个踉跄摔倒在河崖上。他得了急性脑溢血走啦，他离开了这个充满冷暖和诗意的世界。他伺候老的，拉巴小的，耗尽了全部心血。然而他，还没等到让儿女们伺候，就毅然决然的走啦，走的是那样步履匆匆。走时，他没躺在温暖的家里，没躺在医院的病房里，而是躺在冰凉的小河旁。身边没有亲人，守候他的是咩咩叫着的羊群，还有他那把无数次甩响的长鞭。秋风唱响哀乐，羊群呜咽流泪，残阳也目不忍睹地躲在了浮云身后。认出他的人告诉了我的嫁在赵庄的二妹，二妹又转告了同村四弟的大闺女，安排了他的后事。

　　四弟，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你究竟生在哪里，原本姓甚名谁，但我由衷地钦佩你：你，一株来自黄河边上的幼苗，在鲁西大地的岑庄，长成了一株茁壮的大树；我不知道你本来的血缘，可我明白你传承了张家的祖脉；你以赢弱的身躯担负了四位老人生老病死的重担，你养育了精明能干的后代。你，四弟，不是亲生胜似亲生，我要为你歌唱！

　　著名京剧《红灯记》里，有着一家三代本不是一家人，为革命高举红灯走到一起的革命故事，非常感人。再看大姨一家人：姨夫张姓，岑庄人；大姨任姓，大夫人寨人；续大姨从墨庄改嫁来岑庄，不知其姓；四弟领养来的，不知其原姓；乃良弟李姓，墨庄人；四弟媳李姓，迟庞庄人，投养母---亲姨来岑庄；四弟媳的姨妈，不知其姓。一家两代七口人六种血缘，先后都过得和和美美的，每个成员都有着不寻常的人生，共同把岑庄东北角这座农家小院，演绎成鲁西乡下一朵盛开的奇葩。

　　大妹妹许钦梅，乳名大女，属虎的，生于1950年，故于2004年，享年55岁。大妹和我是挨肩的，她下面还有四妹一弟。作为一个老少三代11口人的大家庭来说，我身为长子，应该早早承受家庭之重担。然而我没有，我一直读书，没做过农村社员或者农民。那么替我承受家庭之重担的，就自然落到大女妹妹和二妹妹身上。

　　荒年岁月的1960年，我考上了贾镇初中。迫于家境困难，家中老人讨论孩子们上学的事。我说，我不上学啦，让妹妹上。父亲不同意，说砸锅卖铁也得供你上，等你上学成功了，咱家就有了希望。你的两个妹妹就不能上学啦，都上学咱家供不起。这是父亲严肃的决定，也是全家人的共同意愿。

　　于是，上三年级的大妹和上一年级的二妹就辍学啦。尽管老师好几次去家里动员妹妹返校，但父亲还是不为所动。妹妹辍学后，整天下地挣工分，割草喂羊喂猪，种自留地，小小年纪就成了大家庭的顶梁柱。

　　1962年冬天，一天下午四点多钟的样子，我和同学正在贾镇南面桥上往学校走，忽听后面一个女孩叫哥哥，扭头一看正是大妹妹。她骑着家里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围着一条花格格的方围巾，看到我连忙从车子上下来。我说，你怎么来啦？她说我给你送干粮，这几个馍馍和枣卷子是上亲戚剩回来的，咱娘说你吃了一星期的地瓜啦，让你改改饭食呢，家里都没留一个。我说，你看天都快黑啦，你回去吧，路上骑慢点。大妹扭头骑上车子，慢慢消失在冷风中。

　　等到我高中毕业，正赶上，在学校闹腾了两年后，1968年我步入军营，两年后提了干。我有了一些收入，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台青岛出的工农牌缝纫机。由战友从胶南捎到齐河农场，再由姨家表哥从那里骑自行车驮回老家。

　　这台缝纫机是我对妹妹的感恩，也是对妹妹最好的礼物。那时农村里时兴三大件，即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其中尤其缝纫机最难买，也最实用。大妹见到缝纫机如获至宝，很快跟大姨学会了缝制帽子，又跟人学会了绣花，跟妻子学会了做衣服。

　　大妹自学会缝纫活后，再没下过地，整天在家做衣服、绣花。白天忙一天，夜里还要点灯熬油地做活。队里人有找她做衣帽的，给她出工分，实行工换工。她的绣品主要是，儿童的兜肚、围脖和嫁娘的门帘腰之类，拿到周边集上去卖。有次给一家戏班子绣了几件戏服，就算大作啦。大妹很少赶集，赶集卖活主要是二妹的事。去赶的集主要是贾镇、辛集，连30多里地外的堂邑集也去。

　　我家人口多，挣得工分少，每年队上分配时，折算下来总欠队里的，大妹就拿攒的钱买工分。平时家里的零花钱也由她出，这样一来日子宽裕了些。再剩下些钱，大妹就自己准备嫁妆用。

　　1976年7月16日，是年27岁的大妹嫁给西张庄曹家一名复员军人，生3子。在29年的婚姻生活中，过得极度艰辛。拼着命侍弄那几亩薄地，尽心照顾好几个孩子，吃不好，穿不暖。一次与四妹抬着一袋子面，来我这里。一进门，只见她蓬头散发的样子，踏拉着一双旧塑料拖鞋，我和妻子都倍感心寒。妻子赶忙取出才买来的一双花布鞋，给她换上，还责怪她衣冠不整洁。我心想，她过得实在是难哪。

　　记得大妹最快乐的日子，就是没黑夜没白日地做缝纫活，裁、剪、绣，熨地忙个不停，累啦躺一会儿起来再做。每当我回家探亲，带来一提包减价的花布头，她总是抢过钥匙把那些东西翻出来。从压水井里压些水泡泡，拧干，挂满院中的铁丝绳。然后由她做主，给6个姊妹每人做一件新衣服。

　　大妹嫁人后，没听她讲述过有什么快乐的日子，有的只是困苦与辛酸。她不再添什么新衣服，也从不打扮。她像一头奶牛，为子女挤干了奶，还要下地拼命劳作。妻子心疼她，每年给她买件新衣服，把替换下来的衣服也送给她。

　　2004年初，以后的每个日子对她来说，都充满了阴霾。她得了癌症，从冠县医院转到聊城市医院。亲戚们凑钱给她做了手术，她操劳了一生，连治病的钱都没有。术后伤口迟迟不癒，她知道自己不行啦，很是悲伤。在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她给我来过一个电话：哥哥，你看我这怎么的呢，刀口还是没长好。她已没有活下去的希望，我只有劝她往好处想。

　　这年7月17日，她带着诸多的遗憾和无奈离开了这个世界。55岁的人生，怎么能算老呢？她辛劳短暂的一生，为娘家人和婆家人倾尽爱心，做出了无私奉献。你为什么要脚步匆匆地走呢？在娘家生活了26年，在婆家生活了29年，大家都喜欢你，时常挂念着你，你还没有来得及享受人生，怎么就走了呢。

　　今年7月17日，是你逝世27周年的忌日。我提前写下这篇祭文，纪念你，表达我永远的思念。我两天抒写完此文，哭了3次 ，以至最后嚎啕起来。

　　童年夭亡的胞弟小泉，一直活在我的心中。小泉是母亲的第四个孩子，属蛇的，生于１９５３年，逝于１９５８年。一个６虚岁的十分可爱的孩子，像是还没有来得及绽放的花骨朵，就早早地凋谢啦。

　　泉是８姊妹中长得最漂亮、最聪明的孩子。他平头正脸的，长弧脸，尖下巴，高鼻梁，大眼睛，双眼皮，身干柔韧协调，活泼好动，能说会道的小嘴，甚得家人喜爱。爷爷不止一次自豪地说，这可好，我们家几辈子单传，有了这俩孙子，以后就人烟兴旺啦。

　　可迟庞庄的姨爷爷李玉煌不认可我爷爷的说法，他警告说：你看，这俩孩子，一个老成厚道，一个泼辣刁钻，性格不合哦，以后还不知怎样里。当时我听了那话，心里好生气。心想，你这个烧砖窑的老头子瞎说什么呢！我最喜欢弟弟，弟弟也总爱和我玩，一出门就拽着我的手，生怕丢了他。可姨爷爷的一番话，竟成了箴言。

　　泉弟一岁多，我就上小学一年级啦。弟弟想找我玩，总让母亲领着他去下学的路口迎接我，见着我就张开臂膀让我抱。我抱不起来，只好两臂楼着他的腰，像拔罗卜似的从地上拔起来，轮几圈。弟弟总喜欢这样，喜得咯咯的。我总爱带着他摸蜘了猴，在沙土窝里翻喇叭虫。他拿着那个铁皮小罐子，见我逮住了，就伸着小手要过去塞进罐里，

　　泉弟小时候很淘的，大人也没功夫整天看着他，他就满村子找伙伴玩。他最爱找的就是小结实和小五子。小结实爱放纸飞机，斗蛐蛐，抓鱼，抓蛤蟆。小五子爱投杏核，把杏核钻眼灌了铅，沉甸甸的，一投一个掇窝。

　　一次放学后，奶奶急火火地说：二泉子把那个和面用的大广盆弄打啦，怕挨打，跑出去一下午也没回来。我说我知道他在哪里，放下书包，一溜小跑到了结实家。果不其然，他俩个正在摔胶泥，捏泥人呢。弟弟怯怯地说：我打了盆，奶奶说爹回来要打我，我不回去。我劝说着他爹不打你，连拉带拽地领他回了家。

　　１９５８年的夏天，弟弟发病啦。他只喊肚子痛，摸着他的肚子里面起疙瘩，身上发烧，有时痛得在地上打滚。那时缺医少药的，谁家也没钱，又能到那里看病呢。于是，我去西张庄姨家找药，是姨家东邻居二奶奶给找了一包打蛔虫的药。谁也不知道弟弟是啥病，就认为他肚子里有蛔虫，便灌了药下去。你说也算管事，第二天弟弟便开始拉虫子，拉了一根又一根，有的几根虫子缠成团。弟弟在院子里艰难地挪动着身子，拉了有十几根虫子，我一根根除到茅坑里。

　　打那以后弟弟显得好些啦，我们一家人也稍稍松了些心。可是，不久弟弟的病又越发严重。发烧不退，开始发喘，嘴唇干得起了皮，吃不下东西。西张庄三姨夫还给他买来蜂蜜和一瓶葡萄糖粉，一勺勺地喂。

　　转眼到了初冬，弟弟似乎也感觉着他不行啦，对同村的姑父说：你们救救我吧，我长大了给你挑水，孝顺你。姑父让人给出河工的父亲捎信儿，赶回来，两个人轮流背着小泉，走了７０多里地，来到聊城地区医院看病。医生还没诊断完，躺在诊床上的弟弟就再也没醒过来。医生要求留下遗体做解剖用，可父亲没有答应。两人背着小泉往回走，天黑下来，两人又饿又累，走不动啦，只好到离城不远的公路旁边一个村子里借了把铁锨，在土岗的冻土上挖个坑，把弟弟埋啦。

　　弟弟夭亡后，一家人都倍感凄凉。我心里闷闷的，少了兄弟的亲情与快乐。打那以后，谁也不再提小泉，他成了一家人的伤心地儿。

　　１９６３年，我考入了聊城一中这所有名的中学。本来上三年的高中就可以考大学啦，可没想到文革把我们这些莘莘学子拌了一脚，在校闹革命又是两年。５年里，我沿着济邯公路来回走了1万5千里。天冷白天走，天热夜里行。每每路过聊城西关外公路旁边那个村子，我就想起弟弟小泉。在那个寒冷的夜晚，弟弟被埋啦。他会不会又复活，穿着我那件过三生时姨妈给做的的绿地碎花的棉袍子，走到一户农家，被收留后长大成人了呢？尽管我知道这不会是真的，但我仍然常常这样地遐想。

　　1968年春天，我步入军营。13年后我调回聊城军分区，5年后，我转业到地方，就住在火车站附近。这里，也许正是我朝思梦萦的掩埋弟弟的场所吧？当年，从市医院向西走济邯公路，现在的火车站和汽车西站是必经之地。火车站近郊的村子老柳头村西，原先就有一些沙土岗子。弟弟，你被埋在哪里？你就被埋在那个沙土岗子，现在的那个火车隆隆驰过的铁道旁边吗？当我上街或者散步时，我总是若有所思，弟弟的音容笑貌，弟弟小时候的影子，像旋风一般追逐着我。

　　我永远猜不着弟弟到底埋在那里，因为老人家并没有告诉我具体地点，当时他们也记不住哪里是哪里。我也没有多问，我没法问或者不敢问，这是一家人的伤疤呀。假如人有灵魂，但愿弟弟的灵魂追随着我，给我永远的思念，夜里时时潜入我的梦境，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天真烂熳的岁月。

　　母亲姐妹四人，她是老小。二姨最苦命却最长寿，她生于1917年，逝于2021年2月7日，享年104岁。我每年都去看望她，姨临终耳不聋，眼不花，面色滋润不显衰老，说起话来思路也很清晰。只是有年头腿脚不好，长期卧床，满头白发。

　　二姨早年嫁到丁寨乡黄寨子，姨夫是个孤儿。姨夫父母早丧，跟着院中一位叔伯生活。结婚时正值日伪时期，姨夫住着两间茅草房。屋里一盘土炕，除去吃饭的家什，里面空荡荡的。从结婚开始，两人就过起了十分困窘的日子。

　　一九四三年，鲁西北闹饥荒，村中人外出讨饭，十室九空。姨守在家里待产，秋后生下一个男婴。家里没啥吃的，姨夫连忙去野地里找到几个苦瓜，拿来家煮了给姨吃，算是坐月子的”营养餐”。姨和姨夫说：你看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咱给孩子起个啥名子呢？我看就叫“小乱”吧。姨夫说也是哦，咱就盼着孩子平安长大，再不过这兵荒马乱挨饿的日子。后来姨又生了四个儿子，日子依然过得很艰难。

　　一九六三年夏，我去聊城一中读高中，三年高中读了五年（其中两年文革）。七十里地的路我没坐过一次公共汽车，那时上得起学就很难啦，哪有闲钱买车票啊。半月回一次家，靠着个人的“11路”来回穿梭在聊邯公路上，五年累计走了一万五千里。

　　回家时，和同学作伴从星期五晚饭后走一夜，星期六早晨八九点钟到家。回校时，星期天下午走24里地先住到姨家。姨家是上学路上必经之地，到学校还有四十多里地。为了节省体力，减轻疲劳，姨家便成了我上学路上的驿站。

　　那时姨家在村北有了一座砖基的泥土房，连大门和围墙也没有。三间正房，东间是土炕和灶台，中间是条桌和一张床，西间喂着一头牛。我星期天傍黑到了姨家住下，第二天摸黑起来上学去。姨让我睡床上，怕我冷拿来姨夫到内蒙打工带回的毛毯盖上。我走时，姨都是天不亮就早早起来给我熬粥、热干粮，让我吃得热热乎乎的路上不冷。

　　乱哥大名徐以惠，自小聪慧，因家里穷、兄弟多，只念了个小学。辍学后自学成才，写一手好字，绘画也有造诣。我念高中时，乱哥和我交流书法，我是自叹弗如。乱哥年轻时就在村里当会计，帐码钱款理得清清楚楚。乱哥的会计水平名声在外，以至于邻村和供销社也请他记账理财。

　　乱哥在六十年代艰困时期，娶了一位外地瘦弱女子为妻，育有一男两女。乱哥忠厚老成，帮助亲戚尽力而为。我家翻盖房屋，乱哥半夜起身，夜走二十多里地到我家帮忙，晚饭后再走回去。乱哥上孝父母，下爱兄弟，勤俭顾家。乱哥五十多岁时，积劳成疾，一病而逝。

　　三姨家是冠县兰沃乡西张庄，离我们村四里地，那是好大一家子人。在村西头一个深胡洞里，大门朝东，两座并排各三间的堂屋，三间东屋是厨房。东堂屋爷爷奶奶住，姨和孩子们住西堂屋。姨年轻时上有公公婆婆，还有一位祖奶奶，下有小姑子和小叔子，再加上姨夫和他们的五个女，一家十二口人，光是一天烧三顿饭就够她忙乎的。

　　1959年秋天，我从贾镇完小转学到西张庄完小上六年级。每天天不亮就去上学，中午带一顿干粮，下午放学回家。姨看我上学路上冷，风里雨里地遭罪，中午也吃不上热饭，就让我住在她家里。这样，家里又多了一张嘴，给姨添累。姨让我睡在西堂屋东间一张床上，铺好被褥，又拿来从未盖过的新被子压风。我睡得暖暖和和的，比赵店村那所食宿学校住的简直天壤之别。

　　那年月，是乡下最困难的日子，家家以地瓜为主粮。每半月我回家带来一箢子地瓜面，算是我的口粮。姨总是把我那带苦味的地瓜面与玉米面掺和在一起，做成二和面的窝窝头或者锅饼，大家吃一样的饭。

　　老奶奶有四个儿子，轮流在各家吃饭。我头一次见她：中等身材 ，微胖，背有些驼，一头白发，黝红的脸膛，嘴角总是挂着笑意。我按照母亲嘱咐的先问安好：“老奶奶您旺祥不？”老奶奶高兴地哈哈大笑：“我啊，旺祥着哩”！说着，把我搂到怀里，抚摸着我的额头，让人感到是那样的亲近。

　　每逢放了学，我就打扫院子，拾鸡粪，干些眼色活，一家人都夸我懂事、勤快。老奶奶总是不让这些，说：“小来，快坐奶奶这里歇歇”。天冷的时候，她用那温暖的起了皱褶的双手攥紧我的手：“看看，这小手都冻红了吧！”每当吃饭时，老奶奶总是说：“小来，你拿好面干粮吃，别见外。”当我抢先拿了剩窝窝，奶奶急地下命令，让四姑给我换成新的吃。

　　爷爷仪表堂堂，须髯飘胸，声若洪钟，好像小时候看过三国演义里的某个人物。爷爷经常夸我学习好，还当班里的学习委员。刚过完春节，堂屋桌子上的主匣子还没移走，爷爷突然指着问我：“你看这祖宗牌位上的字，那个写的好哇？”我仔细端详了好一会儿，也没闹清哪个写得好，只好硬着头皮说：“这个旧些的牌位上的字写得好吧”。爷爷微微一笑：“这老牌位是咱村的私塾先生点的主，可那新点的牌位是请恁们村少拔贡点题的。”哦，我们村院中的名人---清末父子二拔贡---可是远近闻名啊。这不经意间，爷爷给我上了一课。

　　续奶奶年轻好多，白白胖胖的，但是个盲人。除我姨夫是头前的孩子外，奶奶又生了四姑和白叔。奶奶平日里洗洗衣服，帮姨做饭烧火。奶奶整日里乐呵呵的，待人亲切和蔼。奶奶对姨没啥长辈的架子，两人和和美美像母女。

　　姨夫建国后就早早参加了工作，初在贾镇供销社当经理，后又改任镇政府民政助理，一直到退休。姨夫高高的个头，瘦瘦的，声音低沉而温和，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姨夫带供销社的人轮流下村送货，到我村时给我买的苹果，是第一次尝鲜呢，至今回味悠长。一九五七年，姨夫下乡整顿农业社，住我家东屋里。每次都是我把饭送过去，吃完我把碗筷收回来。上世纪七十年代，家里点灯、烧饭缺煤油，是我找姨夫想法买，救了燃眉之急。我家属随军时迁户口，姨夫骑自行车到县民政局办好手续，给我邮到部队，了却我一件心事。

　　老白叔比我大一岁，可上学比我晚一年。白叔小名老白，长得像奶奶，白白净净的。放了学，我俩一块去放羊，拾柴火。白叔对我很照顾，拾的柴火他背着，让我跟着就行。白叔娶了我高小同班同学韩路人王桂玲为妻，哈，女同学成了我婶子。他们育有一子一女，一家人过得很幸福。白叔在村里当了多年的红白理事会执事，为村里人操持婚丧嫁娶的事，很是受人敬重。

　　四姑高高胖胖的，仿爷爷的身材，比白叔还高半头。她地里的活很能干，家里的事也能操持，与姨处得很和谐。四姑小学毕业后务农，后来嫁到了李辛村，姑父姓李，在贾镇医院当医生，也是我高小的同学。你看，这同学又成我姑父啦！真是应了古人那句话：人生何处不相逢。四姑在李辛村当赤脚医生，为乡亲们看病拿药，接新生儿，深受全村人敬重。

　　保元哥和四姑同岁，比白叔还大两岁呢。我念高小时，他就在贾镇读中学，中学毕业后回家务农。爷爷看他不像干活的料，常教训他。一年的冬天挨了吵，跑到我家，不想回去。好说歹说地劝他，直到半夜我才送他回到家。改革开放后，他赶集卖布卖衣服。我在聊城军分区时，他还来军分区家属工厂进过两次腈纶内衣。后来他又在家养鸡，在一次去县城进鸡饲料时，不幸从公共汽车上摔下来，不治身亡。当时汽车门没有关，汽车便急速行驶，元哥被甩下车摔伤头部致死，汽车未停驶离。姨夫来聊城找我处理此事，我找到汽运公司的同学老刘，查明该车属于邯郸汽运公司及其车号，确定为行车事故并予以赔偿。

　　西张庄完小，西张庄姨家，我从小喜欢的地方，我永远怀念的地方，我想你们啦！

　　【作者简介】许钦明，山东冠县人。从小，农村儿童。读书，聊城一中。考大学，遇见。从军18载，军职正营。聊城烟草13年，干的中层。老来寻觅文苑趣，撒播花草慰心灵。

大姨家在冠县辛集乡岑庄村东北角，大门朝东，有着宽敞的三间堂屋和东西各三间的厢房。堂屋里住人，东屋里做饭，西屋是磨房，里面还堆放着一些杂物。宅院北面是小小的果园，有十多棵枣子、酸梨、杜梨和臭椿树。宅院东面是处场院和猪圈，场院东面靠猪圈的地方每年都种满了秫秸花。那花直立挺拔的杆子像棵棵高粱秸，枝叶间镶满单色或双色的红、黄、白、紫的花朵，争奇斗艳，煞是一道亮丽的乡下风景。

　　大姨高高胖胖的，黝黑的圆脸庞，粗哑的声音里透着亲切。我最爱去大姨家走亲戚，去了大姨就忙不跌地给我拿糖块和零食。姨家小四儿张保法和我同岁，但比我生月小点。我俩一块儿玩疯啦，带着他家的“四眼”（眼上面两撮黄毛就像两只眼）大黑狗，村前村后地乱窜。一会儿骑上他家园子里的歪脖子老梨树去夠梨，一会儿又去采那些秫秸花。一次，我俩大约六、七岁时，跑到村东南小河旁玩耍。看见一位白胡须飘胸的老者，坐在砖砌的排水沟沿上，眼前一群小孩子蹦蹦跳跳的。里面有两个浓眉大眼的双生女孩，脖子里都挂着用红头绳系着的两个李子。她们一跳，那紫红圆润的李子摇来摇去的，令人眼馋。老者看见我是来走亲戚的小孩，连忙从一个女孩脖颈上摘下一对李子，笑眯眯地送给我，我还真的就笑纳啦。

　　四弟消瘦的个头，圆圆脸细脖颈，说话哩哩啰啰的，是个老成孩子。他长相既不像大姨，也不像姨夫。我就问母亲，母亲说，你四弟是从黄河边上抱来的。你大姨生过孩子，都长得和小武官似的，可惜没成人，就托人抱了个来。小四儿在他老家弟兄五六个，按排行就叫小四儿。四弟尽管瘦弱，但在姨夫姨母的呵护下健康成长。当四弟弱冠之年成人后，姨父把他叫到跟前，说明了他的身世，让他回老家认爹娘。四弟回到黄河岸边的老家，见到了生身父母和几个哥哥，从此往来甚密。四弟感恩养父母，还是在岑庄扎下了根。

　　大姨姊妹七人，她是老大，有三弟三妹，我母亲是老小。大姨家离姥娘家大夫人寨不隔村，只有四里地。姊妹们的事大姨都帮姥娘操着心，照管这个照顾那个。当然最关照的还是我母亲，连我姑家盖房子还从大姨家拿了些土改拆楼余下的木板。母亲与大姨最亲近，我也去的次数最多。1959年春上，家里揭不开锅，村里的树叶大凡能吃的几乎都吃光啦，母亲让我去大姨家求助。我扒了两筐她家后院子里的臭椿树叶，大姨给煮熟用凉水浸泡后攥成团，又添了一些地瓜面的窝窝头儿，我揹着高兴地回了家。那臭椿叶虽说还是有点臭，但比杨树叶子吃起来好嚼好咽多啦。1961年春天，一个清冷的上午，在贾镇中学刚上完头节课，三姨家保元哥匆匆忙忙地跑去找我，说大姨去世啦。我赶忙请了假，跑去奔丧，在大姨灵前磕了四个头，大哭一场。大姨逝世那年，她才49岁，我记不起她得的什么病，听大人说大姨得病后吐血尿血，一病而逝。大姨属鼠的，生于1912年。

　　大姨夫张士敬，高高的个子一表人才，说话响亮而热诚。自打解放后，他就当村长，一直当到老。姥娘的四个女婿中，唯他是姥娘眼中的红人。姥娘逝世出殡时，大姨夫行三跪九叩礼，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的，在场的人均为之动情。我结婚前，大姨夫到我家住了几天，帮助收拾新房，用苇子编隔山。我结婚后，母亲告诉我：你大姨夫总挂着你，他来给你编隔山时，就得癌症啦，也没等到你从部队回来结婚，就走啦。为此，我对姨夫一直心怀愧疚。

　　大姨走后两年，姨夫迎来一位续大姨。续姨中等身材，方脸大眼睛，皮肤白皙，人利利落落的，说话清晰响亮，对亲戚格外亲热，和亲的大姨一样。续大姨会缝纫，带来一架上海牌的缝纫机。那时我在聊城一中念高中，看到有的同学穿西式裤子，羡慕得不得了。我和大姨说啦，从家里拿来母亲织的白、兰、紫三色人字呢粗布，大姨给我做了一条西式裤。我穿着那条裤子甚觉得意，一直到脱去学生装换上军装。大姨还手把手教会了大妹妹做帽子、剪裁缝制衣服、绣花，大妹妹又教会了四个小的妹妹，用这些手艺在生产队里工换工，到集上卖绣品挣钱，极大地改善了家庭经济窘境。

　　续姨从甘官屯乡梅庄改嫁而来，带着一个男孩子叫李乃良，属牛的，小我两岁。乃良瘦高挑儿的个，眉清目秀的像个奶油小生。初中毕业后就去山西某剧团找他的生父。他生父是该剧团团长，把他培养成了一个优秀小生。一次去大姨家，看到了他的戏妆照，他饰演一位小丑角色，被一个女人揪着耳朵，做十分痛苦状，让人觉得很搞笑。但我早已忘记他演的这是一出什么戏。听说，乃良找了一位剧团驻地附近农村的女孩做媳妇，为他生了两个男孩。可后来又另娶新欢，抛弃了原配的妻子。由此可见，有其父必有其子，乃良的父亲不是把儿子和原配妻子抛弃，又另找了个小媳妇吗！

　　四弟保法娶了本村一位姑娘为妻，把家庭经营得和美幸福。弟妹中等身材微胖，四方大脸的，勤勉厚道，生育两男两女。弟妹也是跟养父母---她的姨夫、姨母长大。后来四弟两口子为续姨、弟妹的老姨，两位都没有血缘的老人养老送终，尽心侍奉，传为美谈。

　　2011年深秋，一个阴霾的天气里，太阳有气无力地划过正午的天空，一位身体瘦弱的牧羊老人，在冷风里啃了几口干粮，顿觉身体不适，一个踉跄摔倒在河崖上。他得了急性脑溢血走啦，他离开了这个充满冷暖和诗意的世界。他伺候老的，拉巴小的，耗尽了全部心血。然而他，还没等到让儿女们伺候，就毅然决然的走啦，走的是那样步履匆匆。走时，他没躺在温暖的家里，没躺在医院的病房里，而是躺在冰凉的小河旁。身边没有亲人，守候他的是咩咩叫着的羊群，还有他那把无数次甩响的长鞭。秋风唱响哀乐，羊群呜咽流泪，残阳也目不忍睹地躲在了浮云身后。认出他的人告诉了我的嫁在赵庄的二妹，二妹又转告了同村四弟的大闺女，安排了他的后事。

　　四弟，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你究竟生在哪里，原本姓甚名谁，但我由衷地钦佩你：你，一株来自黄河边上的幼苗，在鲁西大地的岑庄，长成了一株茁壮的大树；我不知道你本来的血缘，可我明白你传承了张家的祖脉；你以赢弱的身躯担负了四位老人生老病死的重担，你养育了精明能干的后代。你，四弟，不是亲生胜似亲生，我要为你歌唱！

　　著名京剧《红灯记》里，有着一家三代本不是一家人，为革命高举红灯走到一起的革命故事，非常感人。再看大姨一家人：姨夫张姓，岑庄人；大姨任姓，大夫人寨人；续大姨从墨庄改嫁来岑庄，不知其姓；四弟领养来的，不知其原姓；乃良弟李姓，墨庄人；四弟媳李姓，迟庞庄人，投养母---亲姨来岑庄；四弟媳的姨妈，不知其姓。一家两代七口人六种血缘，先后都过得和和美美的，每个成员都有着不寻常的人生，共同把岑庄东北角这座农家小院，演绎成鲁西乡下一朵盛开的奇葩。

　　大妹妹许钦梅，乳名大女，属虎的，生于1950年，故于2004年，享年55岁。大妹和我是挨肩的，她下面还有四妹一弟。作为一个老少三代11口人的大家庭来说，我身为长子，应该早早承受家庭之重担。然而我没有，我一直读书，没做过农村社员或者农民。那么替我承受家庭之重担的，就自然落到大女妹妹和二妹妹身上。

　　荒年岁月的1960年，我考上了贾镇初中。迫于家境困难，家中老人讨论孩子们上学的事。我说，我不上学啦，让妹妹上。父亲不同意，说砸锅卖铁也得供你上，等你上学成功了，咱家就有了希望。你的两个妹妹就不能上学啦，都上学咱家供不起。这是父亲严肃的决定，也是全家人的共同意愿。

　　于是，上三年级的大妹和上一年级的二妹就辍学啦。尽管老师好几次去家里动员妹妹返校，但父亲还是不为所动。妹妹辍学后，整天下地挣工分，割草喂羊喂猪，种自留地，小小年纪就成了大家庭的顶梁柱。

　　1962年冬天，一天下午四点多钟的样子，我和同学正在贾镇南面桥上往学校走，忽听后面一个女孩叫哥哥，扭头一看正是大妹妹。她骑着家里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围着一条花格格的方围巾，看到我连忙从车子上下来。我说，你怎么来啦？她说我给你送干粮，这几个馍馍和枣卷子是上亲戚剩回来的，咱娘说你吃了一星期的地瓜啦，让你改改饭食呢，家里都没留一个。我说，你看天都快黑啦，你回去吧，路上骑慢点。大妹扭头骑上车子，慢慢消失在冷风中。

　　等到我高中毕业，正赶上，在学校闹腾了两年后，1968年我步入军营，两年后提了干。我有了一些收入，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台青岛出的工农牌缝纫机。由战友从胶南捎到齐河农场，再由姨家表哥从那里骑自行车驮回老家。

　　这台缝纫机是我对妹妹的感恩，也是对妹妹最好的礼物。那时农村里时兴三大件，即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其中尤其缝纫机最难买，也最实用。大妹见到缝纫机如获至宝，很快跟大姨学会了缝制帽子，又跟人学会了绣花，跟妻子学会了做衣服。

　　大妹自学会缝纫活后，再没下过地，整天在家做衣服、绣花。白天忙一天，夜里还要点灯熬油地做活。队里人有找她做衣帽的，给她出工分，实行工换工。她的绣品主要是，儿童的兜肚、围脖和嫁娘的门帘腰之类，拿到周边集上去卖。有次给一家戏班子绣了几件戏服，就算大作啦。大妹很少赶集，赶集卖活主要是二妹的事。去赶的集主要是贾镇、辛集，连30多里地外的堂邑集也去。

　　我家人口多，挣得工分少，每年队上分配时，折算下来总欠队里的，大妹就拿攒的钱买工分。平时家里的零花钱也由她出，这样一来日子宽裕了些。再剩下些钱，大妹就自己准备嫁妆用。

　　1976年7月16日，是年27岁的大妹嫁给西张庄曹家一名复员军人，生3子。在29年的婚姻生活中，过得极度艰辛。拼着命侍弄那几亩薄地，尽心照顾好几个孩子，吃不好，穿不暖。一次与四妹抬着一袋子面，来我这里。一进门，只见她蓬头散发的样子，踏拉着一双旧塑料拖鞋，我和妻子都倍感心寒。妻子赶忙取出才买来的一双花布鞋，给她换上，还责怪她衣冠不整洁。我心想，她过得实在是难哪。

　　记得大妹最快乐的日子，就是没黑夜没白日地做缝纫活，裁、剪、绣，熨地忙个不停，累啦躺一会儿起来再做。每当我回家探亲，带来一提包减价的花布头，她总是抢过钥匙把那些东西翻出来。从压水井里压些水泡泡，拧干，挂满院中的铁丝绳。然后由她做主，给6个姊妹每人做一件新衣服。

　　大妹嫁人后，没听她讲述过有什么快乐的日子，有的只是困苦与辛酸。她不再添什么新衣服，也从不打扮。她像一头奶牛，为子女挤干了奶，还要下地拼命劳作。妻子心疼她，每年给她买件新衣服，把替换下来的衣服也送给她。

　　2004年初，以后的每个日子对她来说，都充满了阴霾。她得了癌症，从冠县医院转到聊城市医院。亲戚们凑钱给她做了手术，她操劳了一生，连治病的钱都没有。术后伤口迟迟不癒，她知道自己不行啦，很是悲伤。在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她给我来过一个电话：哥哥，你看我这怎么的呢，刀口还是没长好。她已没有活下去的希望，我只有劝她往好处想。

　　这年7月17日，她带着诸多的遗憾和无奈离开了这个世界。55岁的人生，怎么能算老呢？她辛劳短暂的一生，为娘家人和婆家人倾尽爱心，做出了无私奉献。你为什么要脚步匆匆地走呢？在娘家生活了26年，在婆家生活了29年，大家都喜欢你，时常挂念着你，你还没有来得及享受人生，怎么就走了呢。

　　今年7月17日，是你逝世27周年的忌日。我提前写下这篇祭文，纪念你，表达我永远的思念。我两天抒写完此文，哭了3次 ，以至最后嚎啕起来。

　　童年夭亡的胞弟小泉，一直活在我的心中。小泉是母亲的第四个孩子，属蛇的，生于１９５３年，逝于１９５８年。一个６虚岁的十分可爱的孩子，像是还没有来得及绽放的花骨朵，就早早地凋谢啦。

　　泉是８姊妹中长得最漂亮、最聪明的孩子。他平头正脸的，长弧脸，尖下巴，高鼻梁，大眼睛，双眼皮，身干柔韧协调，活泼好动，能说会道的小嘴，甚得家人喜爱。爷爷不止一次自豪地说，这可好，我们家几辈子单传，有了这俩孙子，以后就人烟兴旺啦。

　　可迟庞庄的姨爷爷李玉煌不认可我爷爷的说法，他警告说：你看，这俩孩子，一个老成厚道，一个泼辣刁钻，性格不合哦，以后还不知怎样里。当时我听了那话，心里好生气。心想，你这个烧砖窑的老头子瞎说什么呢！我最喜欢弟弟，弟弟也总爱和我玩，一出门就拽着我的手，生怕丢了他。可姨爷爷的一番话，竟成了箴言。

　　泉弟一岁多，我就上小学一年级啦。弟弟想找我玩，总让母亲领着他去下学的路口迎接我，见着我就张开臂膀让我抱。我抱不起来，只好两臂楼着他的腰，像拔罗卜似的从地上拔起来，轮几圈。弟弟总喜欢这样，喜得咯咯的。我总爱带着他摸蜘了猴，在沙土窝里翻喇叭虫。他拿着那个铁皮小罐子，见我逮住了，就伸着小手要过去塞进罐里，

　　泉弟小时候很淘的，大人也没功夫整天看着他，他就满村子找伙伴玩。他最爱找的就是小结实和小五子。小结实爱放纸飞机，斗蛐蛐，抓鱼，抓蛤蟆。小五子爱投杏核，把杏核钻眼灌了铅，沉甸甸的，一投一个掇窝。

　　一次放学后，奶奶急火火地说：二泉子把那个和面用的大广盆弄打啦，怕挨打，跑出去一下午也没回来。我说我知道他在哪里，放下书包，一溜小跑到了结实家。果不其然，他俩个正在摔胶泥，捏泥人呢。弟弟怯怯地说：我打了盆，奶奶说爹回来要打我，我不回去。我劝说着他爹不打你，连拉带拽地领他回了家。

　　１９５８年的夏天，弟弟发病啦。他只喊肚子痛，摸着他的肚子里面起疙瘩，身上发烧，有时痛得在地上打滚。那时缺医少药的，谁家也没钱，又能到那里看病呢。于是，我去西张庄姨家找药，是姨家东邻居二奶奶给找了一包打蛔虫的药。谁也不知道弟弟是啥病，就认为他肚子里有蛔虫，便灌了药下去。你说也算管事，第二天弟弟便开始拉虫子，拉了一根又一根，有的几根虫子缠成团。弟弟在院子里艰难地挪动着身子，拉了有十几根虫子，我一根根除到茅坑里。

　　打那以后弟弟显得好些啦，我们一家人也稍稍松了些心。可是，不久弟弟的病又越发严重。发烧不退，开始发喘，嘴唇干得起了皮，吃不下东西。西张庄三姨夫还给他买来蜂蜜和一瓶葡萄糖粉，一勺勺地喂。

　　转眼到了初冬，弟弟似乎也感觉着他不行啦，对同村的姑父说：你们救救我吧，我长大了给你挑水，孝顺你。姑父让人给出河工的父亲捎信儿，赶回来，两个人轮流背着小泉，走了７０多里地，来到聊城地区医院看病。医生还没诊断完，躺在诊床上的弟弟就再也没醒过来。医生要求留下遗体做解剖用，可父亲没有答应。两人背着小泉往回走，天黑下来，两人又饿又累，走不动啦，只好到离城不远的公路旁边一个村子里借了把铁锨，在土岗的冻土上挖个坑，把弟弟埋啦。

　　弟弟夭亡后，一家人都倍感凄凉。我心里闷闷的，少了兄弟的亲情与快乐。打那以后，谁也不再提小泉，他成了一家人的伤心地儿。

　　１９６３年，我考入了聊城一中这所有名的中学。本来上三年的高中就可以考大学啦，可没想到文革把我们这些莘莘学子拌了一脚，在校闹革命又是两年。５年里，我沿着济邯公路来回走了1万5千里。天冷白天走，天热夜里行。每每路过聊城西关外公路旁边那个村子，我就想起弟弟小泉。在那个寒冷的夜晚，弟弟被埋啦。他会不会又复活，穿着我那件过三生时姨妈给做的的绿地碎花的棉袍子，走到一户农家，被收留后长大成人了呢？尽管我知道这不会是真的，但我仍然常常这样地遐想。

　　1968年春天，我步入军营。13年后我调回聊城军分区，5年后，我转业到地方，就住在火车站附近。这里，也许正是我朝思梦萦的掩埋弟弟的场所吧？当年，从市医院向西走济邯公路，现在的火车站和汽车西站是必经之地。火车站近郊的村子老柳头村西，原先就有一些沙土岗子。弟弟，你被埋在哪里？你就被埋在那个沙土岗子，现在的那个火车隆隆驰过的铁道旁边吗？当我上街或者散步时，我总是若有所思，弟弟的音容笑貌，弟弟小时候的影子，像旋风一般追逐着我。

　　我永远猜不着弟弟到底埋在那里，因为老人家并没有告诉我具体地点，当时他们也记不住哪里是哪里。我也没有多问，我没法问或者不敢问，这是一家人的伤疤呀。假如人有灵魂，但愿弟弟的灵魂追随着我，给我永远的思念，夜里时时潜入我的梦境，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天真烂熳的岁月。

　　母亲姐妹四人，她是老小。二姨最苦命却最长寿，她生于1917年，逝于2021年2月7日，享年104岁。我每年都去看望她，姨临终耳不聋，眼不花，面色滋润不显衰老，说起话来思路也很清晰。只是有年头腿脚不好，长期卧床，满头白发。

　　二姨早年嫁到丁寨乡黄寨子，姨夫是个孤儿。姨夫父母早丧，跟着院中一位叔伯生活。结婚时正值日伪时期，姨夫住着两间茅草房。屋里一盘土炕，除去吃饭的家什，里面空荡荡的。从结婚开始，两人就过起了十分困窘的日子。

　　一九四三年，鲁西北闹饥荒，村中人外出讨饭，十室九空。姨守在家里待产，秋后生下一个男婴。家里没啥吃的，姨夫连忙去野地里找到几个苦瓜，拿来家煮了给姨吃，算是坐月子的”营养餐”。姨和姨夫说：你看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咱给孩子起个啥名子呢？我看就叫“小乱”吧。姨夫说也是哦，咱就盼着孩子平安长大，再不过这兵荒马乱挨饿的日子。后来姨又生了四个儿子，日子依然过得很艰难。

　　一九六三年夏，我去聊城一中读高中，三年高中读了五年（其中两年文革）。七十里地的路我没坐过一次公共汽车，那时上得起学就很难啦，哪有闲钱买车票啊。半月回一次家，靠着个人的“11路”来回穿梭在聊邯公路上，五年累计走了一万五千里。

　　回家时，和同学作伴从星期五晚饭后走一夜，星期六早晨八九点钟到家。回校时，星期天下午走24里地先住到姨家。姨家是上学路上必经之地，到学校还有四十多里地。为了节省体力，减轻疲劳，姨家便成了我上学路上的驿站。

　　那时姨家在村北有了一座砖基的泥土房，连大门和围墙也没有。三间正房，东间是土炕和灶台，中间是条桌和一张床，西间喂着一头牛。我星期天傍黑到了姨家住下，第二天摸黑起来上学去。姨让我睡床上，怕我冷拿来姨夫到内蒙打工带回的毛毯盖上。我走时，姨都是天不亮就早早起来给我熬粥、热干粮，让我吃得热热乎乎的路上不冷。

　　乱哥大名徐以惠，自小聪慧，因家里穷、兄弟多，只念了个小学。辍学后自学成才，写一手好字，绘画也有造诣。我念高中时，乱哥和我交流书法，我是自叹弗如。乱哥年轻时就在村里当会计，帐码钱款理得清清楚楚。乱哥的会计水平名声在外，以至于邻村和供销社也请他记账理财。

　　乱哥在六十年代艰困时期，娶了一位外地瘦弱女子为妻，育有一男两女。乱哥忠厚老成，帮助亲戚尽力而为。我家翻盖房屋，乱哥半夜起身，夜走二十多里地到我家帮忙，晚饭后再走回去。乱哥上孝父母，下爱兄弟，勤俭顾家。乱哥五十多岁时，积劳成疾，一病而逝。

　　三姨家是冠县兰沃乡西张庄，离我们村四里地，那是好大一家子人。在村西头一个深胡洞里，大门朝东，两座并排各三间的堂屋，三间东屋是厨房。东堂屋爷爷奶奶住，姨和孩子们住西堂屋。姨年轻时上有公公婆婆，还有一位祖奶奶，下有小姑子和小叔子，再加上姨夫和他们的五个女，一家十二口人，光是一天烧三顿饭就够她忙乎的。

　　1959年秋天，我从贾镇完小转学到西张庄完小上六年级。每天天不亮就去上学，中午带一顿干粮，下午放学回家。姨看我上学路上冷，风里雨里地遭罪，中午也吃不上热饭，就让我住在她家里。这样，家里又多了一张嘴，给姨添累。姨让我睡在西堂屋东间一张床上，铺好被褥，又拿来从未盖过的新被子压风。我睡得暖暖和和的，比赵店村那所食宿学校住的简直天壤之别。

　　那年月，是乡下最困难的日子，家家以地瓜为主粮。每半月我回家带来一箢子地瓜面，算是我的口粮。姨总是把我那带苦味的地瓜面与玉米面掺和在一起，做成二和面的窝窝头或者锅饼，大家吃一样的饭。

　　老奶奶有四个儿子，轮流在各家吃饭。我头一次见她：中等身材 ，微胖，背有些驼，一头白发，黝红的脸膛，嘴角总是挂着笑意。我按照母亲嘱咐的先问安好：“老奶奶您旺祥不？”老奶奶高兴地哈哈大笑：“我啊，旺祥着哩”！说着，把我搂到怀里，抚摸着我的额头，让人感到是那样的亲近。

　　每逢放了学，我就打扫院子，拾鸡粪，干些眼色活，一家人都夸我懂事、勤快。老奶奶总是不让这些，说：“小来，快坐奶奶这里歇歇”。天冷的时候，她用那温暖的起了皱褶的双手攥紧我的手：“看看，这小手都冻红了吧！”每当吃饭时，老奶奶总是说：“小来，你拿好面干粮吃，别见外。”当我抢先拿了剩窝窝，奶奶急地下命令，让四姑给我换成新的吃。

　　爷爷仪表堂堂，须髯飘胸，声若洪钟，好像小时候看过三国演义里的某个人物。爷爷经常夸我学习好，还当班里的学习委员。刚过完春节，堂屋桌子上的主匣子还没移走，爷爷突然指着问我：“你看这祖宗牌位上的字，那个写的好哇？”我仔细端详了好一会儿，也没闹清哪个写得好，只好硬着头皮说：“这个旧些的牌位上的字写得好吧”。爷爷微微一笑：“这老牌位是咱村的私塾先生点的主，可那新点的牌位是请恁们村少拔贡点题的。”哦，我们村院中的名人---清末父子二拔贡---可是远近闻名啊。这不经意间，爷爷给我上了一课。

　　续奶奶年轻好多，白白胖胖的，但是个盲人。除我姨夫是头前的孩子外，奶奶又生了四姑和白叔。奶奶平日里洗洗衣服，帮姨做饭烧火。奶奶整日里乐呵呵的，待人亲切和蔼。奶奶对姨没啥长辈的架子，两人和和美美像母女。

　　姨夫建国后就早早参加了工作，初在贾镇供销社当经理，后又改任镇政府民政助理，一直到退休。姨夫高高的个头，瘦瘦的，声音低沉而温和，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姨夫带供销社的人轮流下村送货，到我村时给我买的苹果，是第一次尝鲜呢，至今回味悠长。一九五七年，姨夫下乡整顿农业社，住我家东屋里。每次都是我把饭送过去，吃完我把碗筷收回来。上世纪七十年代，家里点灯、烧饭缺煤油，是我找姨夫想法买，救了燃眉之急。我家属随军时迁户口，姨夫骑自行车到县民政局办好手续，给我邮到部队，了却我一件心事。

　　老白叔比我大一岁，可上学比我晚一年。白叔小名老白，长得像奶奶，白白净净的。放了学，我俩一块去放羊，拾柴火。白叔对我很照顾，拾的柴火他背着，让我跟着就行。白叔娶了我高小同班同学韩路人王桂玲为妻，哈，女同学成了我婶子。他们育有一子一女，一家人过得很幸福。白叔在村里当了多年的红白理事会执事，为村里人操持婚丧嫁娶的事，很是受人敬重。

　　四姑高高胖胖的，仿爷爷的身材，比白叔还高半头。她地里的活很能干，家里的事也能操持，与姨处得很和谐。四姑小学毕业后务农，后来嫁到了李辛村，姑父姓李，在贾镇医院当医生，也是我高小的同学。你看，这同学又成我姑父啦！真是应了古人那句话：人生何处不相逢。四姑在李辛村当赤脚医生，为乡亲们看病拿药，接新生儿，深受全村人敬重。

　　保元哥和四姑同岁，比白叔还大两岁呢。我念高小时，他就在贾镇读中学，中学毕业后回家务农。爷爷看他不像干活的料，常教训他。一年的冬天挨了吵，跑到我家，不想回去。好说歹说地劝他，直到半夜我才送他回到家。改革开放后，他赶集卖布卖衣服。我在聊城军分区时，他还来军分区家属工厂进过两次腈纶内衣。后来他又在家养鸡，在一次去县城进鸡饲料时，不幸从公共汽车上摔下来，不治身亡。当时汽车门没有关，汽车便急速行驶，元哥被甩下车摔伤头部致死，汽车未停驶离。姨夫来聊城找我处理此事，我找到汽运公司的同学老刘，查明该车属于邯郸汽运公司及其车号，确定为行车事故并予以赔偿。

　　西张庄完小，西张庄姨家，我从小喜欢的地方，我永远怀念的地方，我想你们啦！

　　【作者简介】许钦明，山东冠县人。从小，农村儿童。读书，聊城一中。考大学，遇见。从军18载，军职正营。聊城烟草13年，干的中层。老来寻觅文苑趣，撒播花草慰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