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印尼社会中的缝纫机——来自殖民者的“现代”身份与文明

近代印尼社会中的缝纫机——来自殖民者的“现代”身份与文明

　　缝纫线缠线机,服装缝纫室,缝纫杯垫缝纫机可能是近代以来最早被规模化生产并在世界范围内销售的工业消费品。在缝纫机的全球扩张进程中，美国的胜家缝纫机公司（Singer Sewing Co.）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据统计，1912年美国家庭使用的缝纫机中有60%都是由胜家生产的，而在世界其他地区，胜家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惊人的90%。胜家公司由美国发明家艾萨克·辛格（Issac Singer）和律师爱德华·克拉克（Edward Clark）成立于1851年，专门生产和销售家用缝纫机。到了1860年代，胜家公司开始在英国设厂，并开启了海外市场的扩张。安德鲁·古德里（Andrew Godley）发现胜家公司占领海外市场的主要策略是其直销体系和售后服务。胜家将其英国市场划分为若干固定区域，每个区域都设有销售点。销售点的专职销售经理定期挨家挨户地咨询顾客需求。对于购买了胜家缝纫机的顾客，工人则会提供每周的上门维护服务。这种销售方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875年胜家在英国卖出了3万台缝纫机，10年之后达到了9万台。到了 “一战”前，大概47%的英国家庭拥有胜家生产的缝纫机。

　　胜家公司在19世纪末开始将这种业已在英国取得了成功的直销模式推广至欧洲大陆，并迅速占领了德国、中欧以及俄国的市场。到20世纪初，差不多15%~20%的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家庭都购买了胜家缝纫机。与此同时，胜家公司也将注意力转向非西方世界。由于家庭缝纫机对于基础设施的依赖度较低（不需要电力或天然气），而大多数基础设施不完善的非西方地区又有着需求不断增长的中产阶层，因此胜家公司认为诸如非洲、奥斯曼帝国、东南亚等地将是其产品的潜在市场。在向亚洲和非洲客户推销其缝纫机的广告中，胜家公司将其缝纫机称为“文明的先导”。这句极具“东方主义”偏见的广告具有双重意涵: 一方面，去往亚洲和非洲的西方人需要带着缝纫机同行。因为亚非地区充斥着不文明的野蛮穿着，因此在彼处的西方人需要缝纫机缝制的现代衣物来彰显自身的文明与进步。另一方面，亚非当地的土著因为贫穷野蛮落后而往往衣不遮体。这些土著需要通过购买和使用缝纫机来学习文明的穿着和礼仪，从而帮助其社会进入文明的阶段。

　　缝纫机最迟在1880年就已经出现在了荷属东印度。泰勒从荷兰皇家东南亚和加勒比研究所（Royal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and Caribbean Studies）收藏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荷属东印度家庭日常照片中分析了缝纫机在当地所特有的社会内涵。她认为缝纫机在荷属东印度所呈现出的社会属性要远远大于其功能属性。在西方世界，家用缝纫机往往是与其缝纫衣物的功能直接相关的，然而在荷属东印度，缝纫机却更多的是一种展示品，用来标示使用者、拥有者的社会身份、性别以及族群的阶序特征。

　　自照相技术被引入印尼之后，印尼权贵和中产阶层都对其趋之若鹜。一般中产阶层会去照相馆拍照，其背景道具则是照相馆所提供的家具、花瓶和其他装饰品。富有阶层的家庭则会选择雇用专业摄像师到自己家中来定制化拍摄。一般而言，家中拍摄的首选场景是在屋前的花园或者草坪，主题则大都是男女主人与其子女以及亲朋好友的聚会。到了20世纪初，摄影师逐渐被邀请到富有家庭的屋内进行拍照。在室内场景的照片中，屋主更愿意让其家中的家具和装饰品，如稀有的木质家具、时尚的吊灯、具有当地特色的艺术品等进入画面，以显示自己家庭的富足和现代。在绝大多数有关女主人房间的照片中，缝纫机都被放在了显眼的位置。在这类照片中，女主人（一般是欧洲或者欧亚混血女性）会以放松的姿势坐在木质摇椅 上，身边的桌上则放置着书籍、花瓶以及从欧洲进口的厨房用具。桌子旁的地下则坐着家中的仆人（几乎都是印尼土著女性）。而仆人身前则放置着缝纫机。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印度家庭来说，聘请照相师来家中拍出的照片主要用于展示目的，比如寄给荷兰的亲朋或者放置在家中显眼位置，因此出现在照片中的物件是屋主人精心挑选出来以用于呈现其身份地位和智识品味的。在当时印尼富裕家庭照片中频繁出现的缝纫机、时尚吊灯和进口厨房用具等现代物件表明这些家庭希望通过上述物件被外界视作是“现代”和“文明”的。围坐在缝纫机旁的印尼女性仆人则表明了家庭成员的地位与分工——操作缝纫机的体力劳动需要由地位较低的土著来完成，而女主人则是负责监督仆人的劳动并享受仆人劳动的果实。

　　象征着“现代”与“文明”并因此而被用来展示的缝纫机却交由“未开化”的土著女仆操作，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安排显示了现代技术在殖民地社会的微妙处境。对于缝纫机的发明者来说，这种机械装置是用来帮助提高缝织效率以及减少劳动力成本的。然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印尼，当地的劳动力既充沛也廉价，富裕人家几乎都雇用有四至六个仆人打理家务，因此也就并不存在用相对昂贵的技术产品替代人工劳动的条件。实际上，缝纫机在印尼富裕家庭中的主要功能并非节省劳动力成本或者提高缝纫效率，而是与当时荷兰社会对女性的期待以及中产家庭女性想要展现自身地位的诉求息息相关的。

　　在19世纪末的荷兰，专门针对女性读者的时尚杂志非常热销。艾尔斯贝斯·舒尔腾（Elsbeth Locher-Scholten）发现当时荷兰时尚杂志的主题之一就是强调使用缝纫机进行缝纫和针织对于提升女性魅力的重要性.一些杂志还开辟了专栏介绍各种服装裁剪教程和模板。对于那些打算去印尼生活的荷兰女性，设在海 牙的荷兰殖民地女校（The Colonial School for Women and Girls）甚至专门开设缝纫课程，以便使她们能够在印尼监督和指导土著仆人进行缝纫工作。这种将缝纫机和缝纫技术与现代女性形象联系在一起的宣传促进了缝纫机在印尼的热销。而当那些来到印尼定居的荷兰女性购买了缝纫机之后，她们又热衷于将这种技术通过照片展示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以炫耀其在殖民地所享受的特权生活（一方面，她们可以与荷兰母国的女性一样拥有现代技术；另一方面，她们还享受众多仆人的服务而不用亲自动手去操作这些 技术设备）。这些照片之后又被寄回荷兰，并进一步加强了社会对于女性使用缝纫机的想象和期待。

　　对于印尼基层社会的女性来说，缝纫机的出现则给她们提供了新的机会与平台。在19世纪前，绝大多数印尼女性都依附于自己的父亲或者丈夫，并以务农为生。19世纪下半叶荷属东印度的经济发展带动了城市化进程。大量印尼女性开始进入城市寻找工作，其中的绝大多数成为城市富有家庭的用人。一方面，在雇主家中学到的使用缝纫机的知识使这些基层女性拥有了独自谋生的技能，让她们可以不再依靠父权家庭。不过另一方面，这些基层女佣在雇主家中始终处在不平等的位置，她们的薪水非常微薄，雇主对她们的歧视更是无处不在。

　　值得注意的是，缝纫机本身在成为印尼中产及权贵阶层用以标识自身身份的工具的同时，由女仆操作缝纫机所生产出的织物也成为身份标识物。缝纫机缝制出的带有各式花纹图样的窗帘、被套、桌布常常被用来显示家庭的审美情操、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生活在印尼的荷兰女性习惯于在家中穿着印尼传统的娘惹衫，只有外出参加正式活动时才会穿着西式女装。为了使自己的娘惹衫看上去与印尼人穿的娘惹衫不同，以使自身显得更加高贵，荷兰女性会要求女佣使用缝纫机为其娘惹衫缝制各种精美的蕾丝花边。

　　除了富有家庭之外，专门缝制衣物的制衣厂也开始在19世纪末使用缝纫机。自1870年起，荷属东印度殖民政府逐渐放开了限制私人资本的法规，使得印尼的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私人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种植园、矿产以及旅游度假等领域并带动了城市化进程。随着现代市镇的兴起，诸如石油化工、工程建筑、银行、教育、公务员等行业也随之出现，并对劳动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现代行业要求劳动力在观念和身体上被同时规训，以适应资本主义管理和生产效率最大化的需求。统一样式的工作服的引入便是这种规训的外在体现。为了在短时间内生产出大量的制服，印尼各地都出现了大规模使用缝纫机的制衣厂。

　　这些在城市现代行业中工作的印尼人成为20世纪初印尼的白领阶层。荷兰莱顿大学历史学家舒伯特·诺德霍尔特（Schulte Nordholt）认为荷属东印度殖民政权的延续既要依靠这些白领工人的专业性工作，又取决于这些白领工人是否将荷兰视为他们汲取现代性的源泉并加以模仿。换句话说，荷兰人维持其殖民统治的基础就在于合理引导印尼人想要变得更加现代的 欲望。纽约新学院的人类学家安·劳拉·斯托勒（Ann Laura Stoler）将这种引导称为“欲望教育”，并指出在殖民当局与资本联合下，殖民地白领被“教育”和“引导”为资本包装下的现代性的“消费者”。将消费主义逻辑内化为了自身欲望的白领劳动者们不再关注殖民主义带给他们的结构性压迫和歧视，而更多的是去追求与荷兰人相同的现代生活方式。对于20世纪初的印尼白领来说，现代生活方式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穿着西式服装。城市白领对于西式服装需求的增加带动了裁缝店的发展。为了满足白领们对现代服装的想象，裁缝店也开始大规模使用缝纫机缝制西式服装。

　　我们可以发现以缝纫机为代表的现代技术在印尼发生了内涵上的异化。现代技术的社会属性在殖民地社会被放大了，他们不再仅仅是一个具有特定实用功能的工具，而是社会地位、性别关系、族群差异的标识物。缝纫机在印尼的推广也反映了资本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给殖民主义带来的活力以及对印尼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