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转一响带喀嚓的回忆——缝纫机

三转一响带喀嚓的回忆——缝纫机

　　缝纫胸罩,缝纫动画,缝纫机刘昊霖缝纫机早由英美传入上海，生产蒸蒸日上，占领了全国市场。而北京自始至终只有寥寥几家私人作坊。上世纪50年代，由于北京人口密集，人们生活水平不高，市场服装成衣化程度也不高，家家户户自己买布缝补衣服，对缝纫机的需求激增。

　　1956年，北京几家小作坊一合并，采用公私合营的形式，挂上了北京缝纫机厂的牌子，在丰台区宋家庄建厂，同年，第一台燕牌缝纫机问世。当时工人只有几十名，其中骨干技师全部来自上海。原本燕牌缝纫机的所有零件都是由上海引进，后来因为维修业务不断扩大，供不应求，这才成立了专门的缝纫机零件厂。零件厂主要生产上下轴、挑线凹轮等。这些零件几何形状复杂，工艺难度大，精度高，属于精密产品，是当时北京轻工业发展水平的代表。

　　1975年，北京缝纫机厂在五里店建新厂，占地200多亩，共7800多名工人，年产量达到数千台，从无积压现象。

　　北京燕牌缝纫机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达到鼎盛，为当时北京人所讲究的“三转一响带喀嚓”中“三转”之一，生产规模次于上海、广州等缝纫机生产基地。那时是燕牌最红火的时期，姑娘出嫁，娘家能陪送一台燕牌缝纫机，是很有面子的事。

　　由于供求比例关系，燕牌缝纫机“一票难求”。拿到一张购物票，还得在单位排号。北京市民居李国庆老人的燕牌缝纫机就是排了一年多的队，最后还是因为结婚急用，领导特别照顾，让其他同事转让才购得。在这种供需落差的刺激下，燕牌在北京人心目中的地位算是确立起来了。

　　那时候劳动人民的工资都不高，每月也就几十块钱，小单位和车间班组就组织互助会，职工每月存入2、3块钱，当需要买大件物品时，就可以从互助会用钱购买了。我家1972年购买的燕牌缝纫机就是使用我母亲单位互助会的钱，我从东大桥百货商店买的，用自行车驮回家。

　　1979年我结婚时，在前门商店又买了一台燕牌缝纫机托运回山西。我母亲家那台燕牌缝纫机走淘汰了。而我家那台燕牌缝纫机随我搬家数次，夫人总舍不得抛弃，现在支在客厅一偶，当做夫人的电脑桌使用。

　　1983年票证制度取消，燕牌才开始走下坡路，1992年因技术落后逐渐停产，北京缝纫机市场被外来缝纫机产品彻底取代。目前，全国缝纫机生产和销售状况都很迅猛，各种全自动、便携式的缝纫机也层出不穷。在这种大好形势下，燕牌却悄无声息地远去，往上可以追溯到最初就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往下可以追究到迟迟没有大胆的科技创新。

　　燕牌：取北京旧称“燕京”的“燕”字，强调了其地方属性。商标中以一只燕子的展翅形体为主体，环绕北京缝纫机厂的文字说明，表现了燕牌缝纫机灵巧、充满生命力的特点。机身上还有金色的双燕嬉戏图案，笔触细腻柔和，祥和可爱，以贴近中国老百姓的传统喜好。如今，那个经常上油、罩着布、像呵护一个娇嫩的孩子般呵护着的燕牌缝纫机，在绝大多数北京人的家庭中，成了占地的累赘。它们或者发挥着其他家具的作用，或者蜷缩在阳台的角落，或者索性早已卖掉。商场里也再难觅见双燕的踪影，燕牌这个牌子已经消失了。

　　在计划经济“票证”年代，几乎买什么东西都要票，民用工业用品除了专用票外，还要“工业券”。

　　36年前，上级分给我父亲单位10张缝纫机票。这可不是现在乘的交通工具飞机的机票呀！所谓的缝纫机票就是购买缝纫机时，你除了用钱，还不可缺少的一张凭证。父亲单位当年近千人，15个部门。当时的生活水平与条件家家都渴望有一台缝纫机。领导为了公平，就先做了15个阄，让各部门的领导来抓阄。结果，爸爸给他的部门抓到了一张缝纫机票。这张缝纫机票给谁呢？又是80多人抓阄。每当“僧多粥少”的时候爸爸都是放弃机会。可这次我不同意，我想让妈妈用缝纫机给我做漂亮的衣服。

　　爸爸对同事们说：“你们先抓吧，最后那个阄是我的。”因为，阄是他做的，他怕有作弊的嫌疑。非常幸运的是，最后一个阄上写着“有”字，大家把缝纫机票“留给”了爸爸。

　　一张缝纫机票，一百多块钱，爸爸单位出车，我们家有了一台崭新的缝纫机。当时，我家住的是平房，邻居们小心翼翼地帮助把缝纫机抬进了院子。抬缝纫机的邻居的小心劲真不亚于现在抬钢琴的劲头。

　　当天，心灵手巧的妈妈就将一块白底淡粉的小花布变成了我的一件合体的衬衫。我在小伙伴们羡慕的眼光中，乐得合不上嘴。也就是从这天起，古道热肠的妈妈几乎没有了空闲时间。妈妈上班之余还要做家务，更少不了为邻里做衣服，缝窗帘，以至一副套袖，一双鞋垫，还有孩子上学背的书包……

　　后来，邻居觉得实在过意不去，再找我妈妈做衣服时，另拿一块花布，总指着我说：“照着闺女的身材，做件汗衫吧！我侄女和她体形差不多。”当衣服做好之后，妈妈才知道是给我的，邻居的亲人中并没有人能穿这件衣服。此后，妈妈绝不再按着我的身材给邻居做衣服。邻居用这招感谢妈妈不行了，可每天早晨，我家门前总是不知被哪位邻居扫得干干净净。

　　再后来，邻居张婶、杨姨都跟妈妈学会了做衣服，她们开始用我家的缝纫机帮助别的邻居做衣服，分担妈妈的劳动。我家有一把门钥匙常年放在邻居陈奶奶家。我家没人时，邻居要是谁需要用缝纫机就可以到陈奶奶家拿钥匙，打开我家的房门。那真是：宾至如归。邻居们在用完缝纫机之后，还会帮我家搞卫生。当我回到家里面对干干净净的屋子一头雾水时，陈奶奶便会笑眯眯地对我说：“是仙女飘到你家，帮助你妈妈干的活。”

　　36年过去了，我已从当年小姑娘变成了一位小姑娘的母亲。父亲已不在人间，母亲卧病在床，当年的平房也不见了……可是这台凝聚着浓浓邻里情的缝纫机，几经搬家都没舍得淘汰，它现在就在我家。每当看到这台缝纫机时，儿时的岁月就会像放电影一样，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儿时的生活挺苦的，可这苦像茶，苦中有着一股清香，这清香来自博大的父爱与母爱，来自浓浓的邻里情……

　　现在，这台缝纫机只有我用，而且很少用。我希望有一天，也能像当年妈妈那样让这缝纫机连接浓浓邻里情……

　　1955年9月开门营业的北京百货大楼，是由国家投资建设的第一家大型国营百货商店，被称作“新中国第一店”。

　　1978年，现为全国劳动模范的北京市百货大楼第五卖场陶瓷柜台营业技师王涛刚刚高中毕业。1987年，20多岁的王涛转岗来到北京市百货大楼，起初做过警卫，后来成了一名陶瓷柜台的营业员。“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每月工资50多块钱，还有奖金，就觉得已经很满意了，我爸爸工作了几十年，工资也没有我多。”

　　上世纪80年代，北京百货大楼经历着以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为代表的“老三件”向以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新三件”的过渡。

　　回忆起那个商品短缺的时代，有几件事王涛印象非常深刻。“春花吸尘器刚上市那年，缝纫机展销、买骆驼电扇的顾客从晚上8点就开始排队，大家都自己发号维持秩序，早上8点大楼一开门，顾客就一拥而入。还有大楼搞玉兔杯灯具展销，买东西的顾客排大队，还没到中午东西就卖光了，一天进了好几次货。”

　　展销会迅速成为上世纪80年代北京零售商业一种非常流行的经营销售方式。因为展销必有新品，展销必是俏货 。

　　1980年一年，百货大楼与全国17个地区的150家工商企业联合举办规模不等的展销30次，每一次展销都获得极大成功。通过展销大量引进全国各地名优特新产品，包括湖南长沙市的“满兰香”牌床单，天津的“美人蕉”牌珍珠霜，上海灯芯绒，辽宁营口市的腈纶运动衫裤，绍兴黄酒，都是零售市场上紧缺的或者初次亮相首都市场的新品种，深受消费者欢迎。

　　1983年在国家逐步实施部分生活日用品价格开放之初，商店的销售由于受到我国物价上涨及国家物价政策改革等的影响，多次出现抢购。

　　当年年初，国务院决定：化妆品降价、棉纺织品提价。1月17日有关通知传达的当天，百货大楼各棉纺织品柜台前就排起长队，毛巾、童装等柜台前也围满了顾客。这一天，排队抢购的顾客直到晚上23点后才陆续离去。

　　当年年底，由于商业部决定取消流通了30年之久的布票，出于一种担心，顾客抢购棉布等纺织品的情况再度发生。11月23日排队购买棉布的顾客达400多人，24日，仅白布的销售，就比平时上升了40倍。

　　其实，上世纪整个80年代期间，像1983年这样的抢购风潮随时随处都会发生。因为那时商品相对匮乏，而人民生活又亟待改善。作为全国最著名的百货商店，百货大楼更是处于抢购风潮的风口浪尖。皮鞋、皮帽、羽绒服、西服、冰箱、电扇、录音机、电视机、化纤面料、泡泡纱、毛线等等，可谓举不胜举。开始几年，凡属新产品、新款式、新花色、新品种都会引起抢购。后来几年逐渐有所缓和，改为只抢购名牌产品。

　　为了保护顾客安全，那时候许多柜台都装上了钢管护栏。每天商店一开门，顾客就会像赛跑一样奔向各个柜台，真可谓“商场如战场”。可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之后，这种状况却彻底成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