湃书单｜澎湃新闻编辑在读的10本中文原创书：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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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缝纫拓展课,cnc缝纫,回形针缝纫本月的湃书单，我们推荐10本中文原创新书。同时，还有4本引进译介的新书，作为附录推荐。

　　所谓命运，或许可以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必然的纠缠——上代人的某个念头、某个偶然事件，都可能成为蕴含着下代人命运的马迹蛛丝、草蛇灰线。鲁敏的小说《金色河流》聚焦于有总（穆有衡）生命的最后两年，把他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长子穆沧、痴迷昆曲心性乖张的次子王桑、身世不幸野蛮生长的干女儿河山、意欲记录有总生命史的前特稿记者谢老师、不停寻找自我的二儿媳丁宁等人“纠缠”在一起，写时代、写人性、写伦理，真实又虚幻，复杂又简单。每个人最后都存着善念，或许就是作者本身对时代、对社会的巨大悲悯。小说本身也是一种嵌套式的结构，各种视角转换初读时有些不适应，习惯后不禁感叹作者的匠心独运，加之各种象征、隐喻的老到运用以及少见的现实题材，都大大提升了这部小说的独特性。最后，摘录文中一段个人非常喜欢的点睛之笔：“世事流动，每个人都是一条浑浊潜浅的河流，有着无法预测的小小航道，没法讲道理讲逻辑的啊。这就是生活的奇妙与庄严，不容置喙，不容篡改。”

　　在收到《生命的厚度》一书时，心情比较复杂。一方面是为江绪林老师的文章能够集结成册而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则是对江老师其人感到怀念。我最早是在豆瓣接触到江老师的书评和文字，在许多哲学与政治学著作的书目下，都能看到江老师的思考与分析，令人受益匪浅。这本文集收录了江老师的学术论文、书评、思想性评论、随笔、译文和部分微博文字，也向读者展示了江老师在学术之外的生活与感悟。在“辑一：正义与自由”中，《为什么是正义》、《捍卫自由》与《什么是意识形态》这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江老师思考的全面性与严密性，值得反复品读。除了学术论文外，这本文集也收录了江老师与友人之间的信件以及他从2012年至2015年的微博节选。细细阅读这些文字，才能体会到江老师在对于思考的热爱、对真理的追求背后也感到深深的孤独。我想以本书中我个人最喜欢的，江老师写给周保松老师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作为结尾：“不公正对每一个人的压抑和伤害是如此的真实和痛苦，反抗以至于成为个体不可避免的命运。”相信此书能够为江老师带去温暖。

　　这是一个媒体人一看就会十分感兴趣的选题，它像一个远古的神话那样，吸引着人去探寻。汶川大地震后一年，位于汶川县龙溪乡夕格、直台两个羌寨的700多居民，被迫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地方，离开了祖先和神明的所在，迁徙到200多公里外的他乡定居。摄影师、导演高屯子用影像（大量的摄影图片和一部纪录片《寻羌》）和文字（本书）记录下了羌民们迁徙以及九年后回归的过程。正如王明珂将此书视为一本“实验民族志”，高屯子无意去考证羌族的历史，他在汶川地震泛起的尘嚣落定后，带着器材和人马进入这片羌地，只是记录：离开时，那含泪向山寨投下的最后一眸；去香港参加媒体组织的帮扶计划时，高山里走出来的他们慨叹这里没有神的味道；祭祀神灵的唱词；在官员和专家的带领、帮助下开发旅游；乃至最后，他们回归故乡，祭拜祖先、神灵，唱着《请神之歌》，这群古羌的后裔渐渐隐入山脊、隐入树林……高屯子将他记录下的这一切描述为一段悲壮的旅程，原本带着“帮扶”“救助”之心的人，却不承想被这些高山村民，在迁徙与回归中，人与祖先、人与神灵的悲欢离合所感动。这也是给阅读这本书的、生长于现代文明中的你我的一点启示，每个人、每个民族都会遭遇苦难，何以为家？何以心安？

　　我必须老实承认，个厂先生的大著《水村图索隐》，我是很没出息地当作推理或者解谜小说来看的，真是辜负了这样一部印刷精美、功力深厚的艺术史研究力作。不过，整本书的结构，确实也给了我这样去读的理由。

　　赵孟頫的《水村图》当然是赫赫有名的艺苑重宝，《石渠宝笈》里署为“上等列一”。而本书开篇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是谁绘制了“水村第一图”？接下来，就是对《水村图》七次揭裱重装的逐次考证，抽丝剥茧，层层深入。除了对前面这个问题的解答之外，在我这个只求趣味的外行读者看来，最为精彩的内容有二：其一，是通过对《水村图》印鉴的释读，将这件文物如何在元明两代的藏家之间递藏给讲清楚了；其二，是将割裂《水村图》上元代高克恭和邓文原的题诗的“凶手”给揪出来了。而俨然成为中国艺术界网红的乾隆皇帝又双叒叕中枪了，虽然骂乾隆皇帝糟蹋文物多少已有媚俗之嫌，但是他对《水村图》做的事情实在是值得狠狠吐槽一下的。究竟如何，读者不妨自行一探究竟，这里就不剧透了。

　　如书名副标题所言，作为北宋的第二任皇帝，宋太宗赵匡义多少有点生活在哥哥赵匡胤的阴影下，所以常常被认为“造就了他的多疑、固执与好大喜功”。作者的这部人物传记，即以此为主线，描述、解剖了宋太宗一生的功过。比如他继位后曾对儿子自夸：“年十六……朕虽年少，擐甲胄，习弓马，屡与贼军交锋，应弦而踣者甚众，行伍皆见。”想说明自己在宋朝建立前也立有战功，但是作者指出，这个说法破绽百出，首先是年龄不对，太宗十六岁时，他所说的那场征淮南的大战尚未发生；其次，在那次战役中，他很可能在后方，只是他父亲赵弘殷搜访了图书，让人带回，命他努力读书而已。即使努力读书这事，也有很多疑点。

　　至于北宋初年的三大事件，“陈桥兵变”“烛影斧声”“金匮之盟”，都与宋太宗有关。然而经作者剖析，宋太宗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不那么体面。按照《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说法，赵匡胤黄袍加身，完全是赵匡义一手策动的。但是作者指出，最初版本的《宋太祖实录》中，根本没有赵匡义什么事，他继位后强烈要求大臣修订，于是，在新版的《宋太祖实录》中很应景地出现了“太宗叩马”的桥段，而且言之凿凿地说“太祖嘉帝英略，友爱益至，传位之意始于此”，将自己继位的合法性坐实。

　　至于“烛影斧声”的千古之谜，作者指出《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四个疑点：“其一，太祖是猝死。太祖从不豫至死，只有两三天时间，死得很突然。其二，太祖死时，并无明确的传位遗诏。宋皇后派王继恩召德芳，即可证此点。其三，光义是预知太祖死期的。十九日晚，太祖召光义饮酒，二十日清晨程德玄即预先在光义府前等候，反映出光义必然知道太祖要死于二十日。其四，光义的帝位是抢夺而得。王继恩说事久将为他人有，程德玄要光义直前勿候，宋皇后以母子之命相托，足以反映出光义是用强力夺得帝位的。王继恩召时，光义入久不出，显然是在后堂紧急部署，以确保抢位成功。光义入宫一日以后才得以即位，反映出他的继位遇到了一些阻碍，费了不少事才得以成功。”作者的结论是：“太祖的猝死，很有可能是光义一伙下了毒手，其原因除了急于登上大宝外，也包含着争夺美人之意。”当然，天道有轮回，南宋高宗继位后，因没有子嗣，收养了太祖后裔为子，继位为孝宗，皇位终于又回到太祖后裔一支。

　　北宋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作者认为，也是始于宋太宗。“宋朝建立后，太祖与赵普商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在南向用兵实现统一的同时，对北方强大的邻邦辽国采取防御之势……这样，在太祖前期基本保持了北部边境的安宁无事。”但是，“在这大好形势之下，宋太宗……过高地估计了宋军的优势，又急于建树个人威望，以摆脱继位之谜所引发的危机，在攻灭北汉之后，以疲惫待赏之师，贸然北征幽州，结果导致高梁河之败，大伤了宋军元气，使宋军丧失了微弱的那一点儿优势。此时，宋军虽不占优势，但仍足以与辽军抗衡，关键是要整肃军纪，加强训练，提高士气。但是，太宗无暇顾此，却忙于除去侄子德昭、德芳和弟弟廷美，致使内部危机更加深重……高梁河、莫州、岐沟关、陈家谷、君子馆五大败仗，宋军损失达30万人以上，宋军的士气从此一蹶不振，在心理上产生了严重的畏敌情绪。至此，宋辽战争的形势发生逆转，优势重新回到辽军方面，宋军防御都很吃力，更遑论进攻了。”

　　至于君主专制方面，作者指出：“太宗勤政，事必躬亲，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因为不放心权力旁落，故而一力集中权力，把一切事务都尽可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日本学者认为，宋太宗是宋代第一位独裁君主，可谓独具只眼。的确，与宋太祖截然不同，宋太宗是个工于心计、斤斤计较、汲汲于权位的君主。这一点，在他的用相方面表现得更为鲜明而突出。”太宗朝宰相，无论是赵普、李昉、吕蒙正还是吕端，都任职时间不长，更换频繁，防止了宰相专权，从而加强了皇权。

　　当然，在权力阴影之外，作者对于太宗的成就，还是给予很高的评价，比如建立文官阶层，重文轻武，奠定了两宋三百年文官统治的基础。他个人也确实很爱读书，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太平御览》一千卷编修完毕，他发愿从十二月起，每天读三卷，一年后终于读完了这部大书。

　　拿到《陶庵回想录》，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书做得太美了。真的，开本，装帧，字体，插图，纸张，无一不美。拿在手中，细细端详一番，又加以摩挲把玩，真有所谓“引起极度舒适”之感，好久没有看到如此让人赏心惬意的书籍了。具体到整理、编校、注释各个方面的工作，更称得上是一丝不苟、针脚细密。背后责任编辑李世文与特约编辑宋希於两位友人所付出的心血可想而知，这是一本地地道道的bibliophile做给bibliophile的书，足以令人脱帽致敬的。

　　作者陶亢德先生是民国著名的编辑家，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如今已声名不彰，而在《回想录》中，还涉及了更多同样湮没于历史之中的人物，他们的生平，如果深入考索下去，都是很有意思的，书页下一个个详细的注脚，都在无声地提示着这件事情。对此倒也不必过多概叹，人生在世，诸如此类的偶然与不幸，难道还少吗？我们真正应该感到幸运的，是拥有这样一册书，让我们能够随着作者从容有味的叙述，将那些“陈旧人物”（这是叶兆言先生一本我很喜欢的随笔的名字，用在这里，正好）一一打捞起来。爱读周氏兄弟作品、关心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文坛的读者，会从中获得莫大快乐。

　　长角羚、蚊滋滋/著 蚊滋滋/绘，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活字文化，2022年4月版

　　田园牧歌永不过时，却并不真实。每当日复一日的城市生活令人疲倦，乡野、山林就会焕发出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但如果城市居民真正想要回归田园，比起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度月影才敛，绕竹光复流”的憧憬，更重要的恐怕是在充分了解田间劳作的艰辛、日常起居的不便以及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之后，仍然愿意用头脑、汗水和谦卑之心去寻找与自然共处的乐趣和韵律。

　　《土里不土气》的两名作者是一对有着生物学教育背景的“80后”夫妇，书中记录的是他们自2014年开始在北京东部浅山中一片约30亩的土地上自耕自食的里山生活。全书分为“里山技”“里山客”“里山食”三个篇章，以风趣而不失严谨的笔触，辅以生动的插画和照片，将山居生活所需要的十八般技艺，山前屋后的各路飞禽走兽、花鸟鱼虫，以及就地取材烹饪做出的各色美食一一道来。在他们的缓慢又繁忙的生活里，有红外相机拍到小鹿、北红尾鸲筑巢产卵的高光时刻，有和家养猫狗斗智斗勇、给“小老头羊”养老的温馨故事，也有烧炕点着了房、豹猫来袭鸡命呜呼的惊魂剧情，还有建造三代生态旱厕、四种炉灶的详细教程，更有作者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体会思考……这本书或许称不上是乡村生活的百科全书，但对于没有乡村生活经验却向往山野的人来说，它至少可以赋予那座想象中的空中楼阁以具体的形象。

　　喜，睡虎地十一号秦墓的主人。他生在秦始皇时代，比秦始皇嬴政大三岁，死于始皇帝完成统一中国大业之后四年，比秦始皇早死七年。他和秦始皇是同代人，从人到民，继而成为楚国故地的基层小吏。他有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他的家族平稳地延续到了汉朝，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还略有提高。

　　作者以睡虎地、里耶、岳麓三批秦简为主，根据其中零星的材料，“试图‘拼接’出一个作为人的喜，并在那个遥远而陌生的世界里找到喜；然后，想象自己站在喜的位置上，借着他的眼睛，去看他所处的世界，并描述那个世界的图像，抽象出其结构，使它不那么遥远而陌生”。（第2页）

　　全书分为三部分——“斯人”“黔首”“为吏”，分别介绍了秦朝下层民众的生老病死、身份与社会结构、基层官员的日常。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宏大叙事中，让我们有可能从那些竹简中反映出的细节，触摸到那些活生生的人。比如：

　　我们可以想象：喜的家在安陆城内的某一个里（有可能叫“安里”或“平安里”）中，有一个由土垣围绕起来的院落，围垣高约七尺（大致相当于一个成年男性的身高）。在院落南墙的正中间，开着门，正对着里中的街巷。院内正中靠北坐落着一栋“一宇四内”共五间的房屋，正中那间略高一些，前面有廊，是用来会客、家庭聚会、祭祀的堂（宇）。堂的东西两侧各有两间内室（卧房）。院子东半部分，靠北一点，有廥（很可能是厨房），廥的南面、与它对门的，是囷（圆仓）；在廥与囷之间，或廥的西边一点，可能有一口井，井上做了护栏（井栏）。作为县吏之家，又是在安陆城内，喜家应当没有羊舍猪圈，但在房屋的后面，有一处厕所。（43页）

　　这里的描述很平实，但画面感极强。幸运的是，喜的一家在动荡的征服年代，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而在睡虎地四号墓中，有两封家书，是秦王政二十四年三月，正在淮阳攻楚前线的秦军士卒惊和黑夫写给安陆家中的兄长中和母亲的，其中一封是这样的：

　　惊诚心诚意地问候兄长中和母亲大人，你们都好吧？阖家内外老小，在兄长和母亲的照料下，也都很好吧？

　　我被派到前线部队中来，和黑夫在一起，我们都平安。现在需要钱和衣物，希望母亲让人带五六百钱来，还要结实的好布不少于二丈五尺。现在，我们已经借用垣柏的钱了，如果家里的钱还不能送来，就将很窘迫了。所以，十万火急。

　　惊远离家乡，女儿妴的教养要仰仗兄长中，让她不要到僻远的地方去砍柴。妴要听大伯的话。

　　新占领的很多城邑实为空城，没有多少人居住，据说即将有诏令，迁徙违犯法令的旧户口充实那些新占领地的城邑。

　　请为我到神位前祭祀。如果我遭遇灾难，那一定是因为曾经在反叛的城邑中住过的缘故。

　　新平定的地区到处有盗贼，希望兄长中尽可能不要到新占领的地区来。十万火急。（80页）

　　这封信与我们读到的近现代的普通家书没有什么不同，报平安、问候家人、请求资助、关爱子女……虽然我们知道，两千多年前的这封家书的当事人早已不在人世，但仍希望他们能在两千多年前的战争中活下来，希望惊与弟弟黑夫能平安回家，见到自己的母亲、妻子，见到自己的女儿“妴”。但是作者击碎了我们的幻想：“可以肯定，惊与黑夫都没能够回来。他们死在遥远的前线，尸骨就留在了楚的东国故地。”（84页）

　　读到这里的时候，想到贾谊《过秦论》中的名句：“（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这为后人称叹不已的赫赫功业，感觉忽然变得很轻。

　　在“黔首”部分，作者分析了秦国治下百姓的身份和结构：在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全国之后，天下之民均统称为“黔首”，并不意味着天下的编户齐民都是“齐等”的。在秦的户籍、兵籍上，很可能注明了其原本所属之国；如果是原本未入籍于诸国的濮人、臾人等，则连入籍成为“黔首”的资格都没有，只能作为臣、隶。这样，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从秦人、六国之人到濮人、臾人等夷人的、由中心到边缘的层级制身份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当然秦人的身份最高，六国之人身份次之（六国之人可能也排成序列），而濮人、臾人、杨人之类的“夷”可能身份最低，低到甚至不能著籍成为“黔首”。（144页）

　　统一的好处是什么，至少可供征发的吏卒、黔首与徒隶的人口基数大大增加了。作者比较了秦统一前后民众服徭役的情况，发现在统一之后，黔首的“更戍之役也大为增加”。（186页）

　　第三部分“为吏”介绍的是基层官员的各种日常行政工作，秦律之细密在此可以有更加深切的感受，特别是秦国从上至下军政一体化的格局：

　　秦时县尉是军职。由县尉主管黔首（百姓）、属吏的出行，爵位的授予与削夺，户口的变动，以及里典、父老的选拔任用与考评，反映出军事权力已全面渗透到民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秦政权正是通过户籍制度、军功爵制、邻里的军事化编排，以及“军政一体化”的行政体系，将每一个黔首，都固定在国家政治军事与社会控制体系的特定位置上，使之从军应役，立功受爵，交纳租赋，互相伺察，有必要或有利时举报同伍、同里的邻居，但也在战场上生死与共，同荣辱，共进退，构成一种生存共同体。

　　这种军政一体的社会控制体系，在索捕逃亡、政治反对派、追查流言等各方面，均显示出强大的力量。（195-196页）

　　在这种法律下，人人自危，朝不保夕，权力通过法律“制造”或“建立”起一个“合法的”恐怖体系，并使每一个人都匍匐在这个体系的制造者或建立者面前。（198页）

　　很多历史爱好者在网上争论秦始皇、唐太宗、明太祖等究竟谁是古代第一帝王，不知他们是否有人愿意穿越回秦朝，成为“喜”那样一个基层公务员。

　　《知识生成的图像史》汇集了尹吉男关于顾恺之、董源、谢环及《杏园雅集图》等美术史上重要画家、作品的个案研究。标题里的“生成”是动词，强调知识的动态形式，亦即知识对图像史的生成作用。尹吉男在绪论中反思了后现代理论和古史辨派的层累造成说，他本人的方法则建立在考古学和书画鉴定学之上，意欲追问具有物的具体性的图像与固有知识的关系。于是，在他的考察下，贵族时期经典画家顾恺之并非“不可分割的整体”，《洛神赋图》的欲望和怀想与《列女传图》的道德说教之间存在矛盾；文人山水画家董源乃是由宋代文本、传至晚明的卷轴画和历代解释“重叠”而成；谢环不是只有职业宫廷画家这一“本质”身份，他还有业余时的非职业创作；《杏园雅集图》在各种掩饰背后，是“一幅深藏文官与宦官对立情绪的政治绘画”，“政治隐藏在娱乐中，现实意义隐藏在古典意义之中”。

　　这是一本小书，读起来很快。32开本，除介绍成书缘起、主旨的“导论”外，其余六章以个案研究的形式呈现，主题涉及饮用水工程、港口、农业机械、现代化厨房、缝纫机、自行车等，这几样都在我的阅读兴趣上，所以拿到书更迫不及待地想读，而读起来更觉得顺畅——这本书是在作者一门课程（“热带亚洲的基础设施，日常技术与殖民帝国”）的讲稿基础上加工而成，或因为此，章节的篇幅、结构安排很适宜，读起来很有节奏感。

　　具体到内容，本书副标题已经表达得比较明确了，作者在“导论”中做了更细致的说明和解释。他提到了“全球在地化亚洲”这样一个概念——“全球在地化”是对全球化的反思，是因着如何将全球化的普世性和地方的特殊性相融合这一议题而产生的——并强调，人口、商品、思想、制度的全球流动以及基层行为对此的参与和反馈共同塑造了我们今天所认知的亚洲。这一研究理念与作者所感兴趣的基建和日常技术相呼应，于是产生了这本书：“一方面，基建是全球化宏大叙事的产物，背后隐喻了技术、专家、资本、物质材料的全球流动；另一方面，基建与在地基层社会又有着深层次的互动。基建不但影响着普通人的生活，也同时被普通人重新定义、改造和利用。”

　　因为“在地化”，这本书讲述的“相遇”的故事，日常而复杂，并不是先进取代落后的简单叙事。比如第二章“英属印度的街头交通”所讲述的，20世纪初，印度从国外进口自行车，广告中骑行者以白人中产阶层为主，无疑这是一种时尚，是西方殖民者带来的物质文明和健康生活理念，但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自行车和印度本土生产的自行车的大量流通，当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自行车以后，印度的殖民精英转变了对自行车的看法，认为其不体面，转而使用汽车，并因此进行道路基建，然而专门为机动车修整的新道路依然被普通民众和他们使用的自行车、人力车所占据，街头交通依旧混乱。而殖民地精英除了不再使用自行车，还进一步将种族主义话语、道路安全问题与自行车骑行者的身份联系起来，印度人“尚未文明开化”，自行车也变得“低端又危险”，当自行车与机动车相撞发生事故时，交警大多数情况下会把责任归结为自行车骑行者的无知与鲁莽。这个故事是“帝国主义理念，精英，现代性技术以及基层诉求和智慧在印度街头的日常生活中相互博弈与融合的结果”。这些日常而复杂的故事牵涉层层面面的问题，讲缝纫机的一章涉及性别、阶层、族群、社会身份，讲农业机械的一章则涉及农业生产、社会经济、环境等，而这不正是吸引读者的地方吗？

　　【美】约安·P.库里亚诺/著 张湛/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2年3月版

　　这是“人与宗教译丛”中的一本。本书介绍了世界各文明中的灵魂是如何游历的。英文书名中的“Otherworldly Journeys”，译为“幽冥之旅”，似乎可以商榷。在中文语境中，幽冥特指鬼魂世界，而书中描述的旅行，除了鬼魂世界，还有天堂、仙界等，就是指英文字面的“异世界”，含义更为宽泛。

　　作为接受现代科学洗礼的人，我们大可对所谓的“幽冥之旅”嗤之以鼻。不过，作者指出：“人类心灵间这种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使我们相信，我们中的多数人拥有共同的隐藏的根源，这根源可以回溯到旧石器时代，甚至更远，回溯到智人的出现。幽冥之旅似乎属于这一级别的信仰，属于人类最坚韧的传统。”（10页）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对异世界大概都怀有一定程度的期待或向往，至少是好奇，不论那异世界是不是幽冥世界。

　　作者同时对一些所谓的科学的分析和界定也表示了怀疑，比如：“精神分析提供的所有关于‘无意识’和‘精神’的模糊解释，与萨满行为或女巫骑着拖把在空中的旅行并无二致，是其现代等价物。在以上这些案例中，只有我们秉持关于巫师和女巫这同样的前提，我们处理程序和专业解释才是有效的。不过他们解释的普遍有效性十分可疑。我们做不到真正理解，就像假如我们没有真的弄明白梦和异象在哪里产生、梦由什么构成等基础问题，就无法真的理解梦是什么一样。”（第3-4页）实际上，作者在书中引入的控制论、物理学、精神分析、认识论等现代科学，只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幽冥之旅”在人类精神史上的作用，而不是否定它。

　　作者分别介绍了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中国、印度佛教、古伊朗、古希腊、犹太教等各个古文明的幽冥之旅。相对而言，古埃及和印度佛教对于幽冥世界的探索最为深入细致。从这些描述中，我们能看到一些共通的设定：身体与灵魂的两分；身体死后，灵魂去了另一个世界；幽冥世界的阴森恐怖；天堂的完美……不过，作者在介绍中国的幽冥之旅时，似乎有点引申过度，比如他认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拥有特权地位，可以造访幽冥”，“猴王，是一位至尊萨满，比众神古老，甚至比道教诸神也古老”。（117-118页）游历幽冥的故事，在中国古代极为丰富，这并不是什么特权。或者说，中国古代大量的幽冥之旅记载，并不是寻求形而上的精神解脱，而是立足世俗生活。那些在幽冥游历中接受冥府阴狱警示教育的人，回到人类世界后，更热衷于向周围的人宣讲世俗的道德规范。

　　本书的另一特点是，用原始萨满教将不同文明的幽冥之旅贯穿起来。比如，他一方面认为“吠陀时代的印度通常被认为是出窍的诞生地。吠陀僧一天三次饮用新榨的苏玛（soma）汁，苏玛是一种高山植物，它的汁能让人陶醉，可能具有致幻作用”。另一方面又引用材料，试图“证明苏玛就是毒蝇伞（蛤蟆菌），一种在欧亚大陆广泛分布的蘑菇，过去西伯利亚萨满可能就是使用它来达到催眠状态”。（103页）在对犹太教及基督教神秘主义的分析中，作者也力图将其与西伯利亚萨满教建立联系。而作者自己定义的萨满教比他的老师伊利亚德更为宽泛：“伊利亚德不把萨满教定义为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而是把它定义为一种‘出窍术’，一套出窍和疗愈方法，目的是获得与神灵的平行世界的联系，以便在处理团体或个体事务时赢得它们的帮助。伊利亚德界定萨满教的意义为的是排除那些可以被更恰当地定义为巫术的现象。按照这个定义，非洲大陆上是没有萨满教的。然而，萨满教事实上可以在所有大陆的宗教中和各种层次的文化中找到，其中心是中亚和北亚。”（42页）

　　如果像作者引述的那样，“把一场典型的萨满疗愈定义为自由灵魂寻找自由灵魂，即，萨满的自由灵魂去寻找病人的自由的、丢失的灵魂”（46页），也许所有的幽冥之旅确实都可以归入萨满教，但这样的归纳似乎将各文明的特性都抽离了。我们也许倒可以这么说，幸福的灵魂各个相似，不幸的灵魂各个不同。就像基督教早期对灵境之地的描述那样，灵魂安静地躺平，等待末日神判的到来。相信作者也会认可，因为他也认为，“我们生活在一种高级的幽冥多元主义中”。（302页）

　　【法】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著 袁俊生/译，中国画报出版社，2020年5月版

　　沙畹的《华北考古记》是其1907年实地考察的成果。这部书没什么抒情文字，乃一部科学考察与测量的工作记录而已。而其可贵之处也正在于这种细致如实的文字与图片记录，以及对于中国古迹的这种工作方法之运用。

　　以下摘录一段，来自《华北考古记·第二卷·武梁祠卷》的第二节“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1907年，我再次去嘉祥县参观。7月4日，我们离开县城，前往焦城村，我对那里的碑铭做了拓片，将其编为图149、图150、图151号，收录到我的图谱集里。我们在一个名为纸房的地方过了一夜。第二天，7月5日，我们又特意绕道前往东北方向的刘家村参观，我给那里的画像石作了拓片，并将其编成图148号，纳入图谱集里。接着我们又朝南走，大约在上午11点的时候，到达虎头山村，从那里再往南走上一刻钟，就能来到紫云山脚下。不过，虎头山村没有合适的客栈，容纳不下我们的四辆马车，于是我们就往东走，在土山集村落下脚来。7月5日下午和7月6日上午，我又把在十六年前看过的武梁祠石刻画仔细研究了一遍，不过7月5日那天，天公不作美，上午一直在下雨，而且雨下得特别大，但我还是对两座石阙做了完整的拓片，在文物市场上看到的拓片仅展现石阙的一面。此外，在西阙前不远处，我看到一块画像石上三面都镌刻着图像，于是便把图像拓制了下来……在此地有系统地组织考古发掘也许还会有新的发现，而此地已为中国艺术史提供了如此重要的文献，其他类型的雕塑也非常值得去清理、发掘。希望中国政府能了解自己身上肩负的重任，并采取有效措施保存好古代的瑰宝，别让那些贪婪的文物贩子把文物盗走，偷运到世界各地去。”

　　【加】考特妮·琼格/著 张英杰/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2022年6月版

　　首章引言的结尾，作者先摆明了自己的态度：“我并不反对母乳，我反对的是母乳绑架。我反对用某个特权群体喂养婴儿的特定方法作为标杆，去衡量没有条件哺乳或者不想哺乳的那些人。我反对从医学文献中断章取义，以证明某个公共卫生问题的合理性。我反对用这个公共卫生问题来强迫女性哺乳、惩罚那些不哺乳的女性。我还反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以期女性遵守母乳喂养这项道德义务——这意味着她们需要在上班期间吸奶。我还警惕这样一种现象：悄然之间，母乳喂养实际上已被重新定义为人乳消费，母乳变成了在公开市场上经常出售且备受追捧的商品。另外，让我深感担忧的是，一些哺乳倡议把母乳喂养视为目的而非手段，忽略了广大母亲与孩子的需求、利益，甚至是生命。”作为一个哺乳期妈妈，我比较幸运，除了睡眠碎片化，几乎没怎么经历哺乳之痛。但从孕期开始接触医院的宣教课程和一些妈妈群组里的讨论，可以感受到“母乳主义”的力量和一些痛苦的挣扎，因此，看见“被忽视的女性选择”是必要的。

　　如作者所言，“本书旨在于通过采访医生、政策制定者、哺乳倡导者、国际母乳会、WIC受益者、母亲，弄清楚美国的母乳喂养政策与政治的具体情况，探究我们走到这一步的历程”。通过作者的考察，读者可以更加明确地意识到，倡导母乳喂养的历史并不长。这个故事开始于1956年，7位信仰天主教的家庭主妇创立了国际母乳会，倡导母乳喂养，而在当时的美国，配方奶喂养被认为是一种现代而新颖的喂养方式，甚至还很高级，能定时定量的一种“科学喂养”，而且是富裕家庭的母亲才能有的选择。如今，正相反，“母乳喂养在中上层阶级中最普遍，而工薪阶层母亲和贫穷母亲大都使用配方奶——她们往往因此受到批评，有时还会受到惩罚”。那么，最初的这7位家庭主妇是如何赢得了社会共识的呢？作者在书中提到，“有历史学者认为，国际母乳会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它接受了许多激发女权运动复苏的原则”，它“似乎和现代女权主义大致站在了同一阵营”。微妙的地方就在这个“似乎”，国际母乳会与女权主义的联盟并不牢靠。比如，创立国际母乳会的7位妈妈，她们总共生了56个孩子，她们经历过哺乳之痛吗？再如，近期备受关注的堕胎问题，在1970年代也令国际母乳会内部因意见分歧而四分五裂。又如，书中简单提到的“亲密育儿法”，有倡导者，也有的声音。所以，不管什么主义，一种意见成为共识，其背后的推力不是单方面的。至于个人如何选择，我想在了解其来路之后，有选择的自由，那么，随心就好。

　　【意】埃莱娜·费兰特/著 陈英、邹颖迪、陈杨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九久读书人，2022年4月版

　　《偶然的创造》是 “那不勒斯四部曲”的作者埃莱娜·费兰特在《卫报》上一整年的专栏文章结集，作者自陈：“我之前从没处于这种必须写作的境地，需要在限定的篇幅内，围绕着一个主题，而且都是围绕那些耐心的编辑为我选择的主题来写。”虽说被规定的紧迫性写作对她“冲击很大”，但这批命题千字文却简净诚恳，有趣，又见性情。所写的话题看似零散，却都可以在写作的语境下来理解。比如关于标点符号，费兰特觉得“省略号看起来让人很舒服”，“像露出水面的石头”，她曾经很爱用，可如今，她却觉得“省略号是一种卖弄风情”，是一种取巧（《省略》）；而“所有标点符号中，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感叹号”，“有一次我一连看到五个连续的感叹号。有时我觉得它们不是情感丰沛的标志，而是对书面交流缺乏信心”（《感叹》）。而当论及写作本身，费兰特更有一种精确和醇厚——“作品的可信度离不开我的想象力”（《虚构与真实》），我们“需要通过虚构的故事，让人们不带滤镜地看清人的处境”（《挖掘》），“写作不断提醒我们，它是一种工具，通过这个工具，我们可以获取我们容纳不了的东西”（《必要的写作》）。费兰特认为，“不存在可以与过去撇清关系、一刀两断”、“分水岭一样的作品”，“文学的创新就是每个作家，在席卷着他的传统泥潭里自处的方式”（《文学创新》）。

　　而一个好的小说家勾勒人与人的关系同样只需要三言两语，作为母亲写女儿，她说：“就像发生在我和我母亲身上的事，即使她们身上有我的影子，她们也不怕做自己。”（《女儿》）而反身写母亲时，她说：“我和母亲和解，那是因为我发现，那些过错——我认为的过错，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我成长的一部分，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以至于让我觉得那是一种虚构，是我夸大其词。”（《母亲》）作家还狡黠地借用了一个她“很喜欢的年轻人”的话论及了男女相处：“和男人打交道总是很难，我不得不学会把握尺度。通过自我控制，让自己不要过于漂亮、过于聪明、过于好强、过于刻薄、过于痴情、过于急切、过于独立、过于慷慨、过于霸道或过于客气”（《讨厌的女人》）——似乎作家并不像讨厌感叹号一样讨厌排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