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就已经能够制作骨针等缝纫兽皮的工具

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就已经能够制作骨针等缝纫兽皮的工具

　　缝纫妻子,铭缝缝纫,对比缝纫远在原始社会，中华先民就显示出朴素的顺时意识，有了早期的卫生保健活动，并积累了一定的生命保护经验。在中国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已经有“日”、“日出”、“日入”这些最基本的时间概念。《击壤歌》是流传于当时人类赞美生活的诗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说明原始社会时，人们已经能根据日出、日落时间的不同安排作息。盘古开天以后，中国人对时间的认识愈加深刻，第一代天下君主“天皇氏”制定了天干地支以确定年，而后“地皇氏”确定了昼夜，将三十日定为一个月，因而“年”、“月”、“昼夜”等时间概念得到了确立，对此《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有记载：“天皇氏始制干支之名以定岁之所在……地皇氏始分昼夜以三十日为一月。”

　　《礼记·礼运》云：“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表明上古时期人们已经有冬、夏的概念，并知道根据寒暑气候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居住环境，这也是顺时起居调摄的最早体现。原始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从最初的完全受自然力的束缚和支配逐渐学会了适应自然或部分利用自然力，如火的使用、衣着的发明及居住条件的改善，从而逐步积累起生产生活的经验，增进了人类的健康。

　　火的使用，提高了人类占有和支配自然的能力，如《管子》所言，有了火就能“烧山林，破增菽，焚沛泽，逐禽兽”，而且还可以补“人械不足”，增强人的生存本领。更为重要的是，火的使用直接改善了人类的饮食条件，使人类在熟食的情况下，扩大食物品类，缩短消化过程，减少疾病，增强营养，改进体质，从而延长寿命。《韩非子·五蠹》说：“上古之世，民食果窳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肠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

　　《礼含文嘉》也称：“炮生为熟，令无腹疾。”此外，火的使用，还提高了人类防潮抗寒的能力，对于防御寒湿性疾病或关节疾病有着重要作用。衣着服饰的发明，是原始先民摆脱赤身裸体、改变生存条件的巨大进步。从最初的冬用兽皮保暖、夏用树叶护身，到石器时代的兽皮缝制，反映了古人衣着智慧的演进。

　　根据考古发现，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就已经能够制作骨针等缝纫兽皮的工具，而在新石器时代，骨针、骨锥已大量使用，纺轮也已流行，余姚河姆渡遗址还发现了原始织机的部件，西安半坡村、吴县草鞋山等遗址还出土了布纹陶片及葛布实物，说明人类已能纺线织布，缝制布料衣服。衣着服饰的改善，增强了人体防寒抗病、减少外伤的能力。

　　同时，也扩大了人类的生存空间，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质量。居住条件的改善，是和人类保健意识的增强同步发展的。原始社会初期，人类以自然洞穴为栖身之所。但在洞穴的选择上，包括洞口朝向、洞口地势及洞内是否干燥等环境因素的考虑，已经有了早期的保暖、避风躲雨，防止野兽侵袭及避免潮湿伤体的经验。随着人口增多和社会生产生活条件的变化，原始人类慢慢走出洞穴，开始地面上的巢居穴处，积极主动地改善居住条件，彰显出人类特有的创造力。

　　《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众害，而民悦之。”《墨子·辞过》：“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这些记载，反映了上古时期先民巢居生活的历史。根据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在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就已经出现由巢居发展而成的干栏式建筑。

　　而穴居和半穴居遗迹，则除黄土高原外，遍布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西南和东北有黄土地带的广大地区，表明穴居已经成为当时中华先民普遍的居住形式。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地面房屋建筑已经成为主要的建筑形式，并且在技术上发明了夯土筑基、土坯砌墙和应用石灰，使房屋建筑的结构、规模、安全和舒适程度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周易·系辞》：“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墨子·辞过》：“为宫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围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居住条件的改善，无疑提高了人类卫生保健、预防疾病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