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司登：从8台缝纫机到世界名牌

波司登：从8台缝纫机到世界名牌

　　缝纫伞套,收纳包缝纫,缝纫用灯改革开放的年代是盛产奇迹的年代，尤其是在苏南这片沃土上。从8台缝纫机、11个农民组成的村办缝纫组出发，波司登已悄然走过35个春秋。从1976年简陋寒碜的“草根”作坊，到如今享誉海内外的“世界名牌”，波司登经历了从小作坊式的乡镇企业起家，经由专业化和规模化的总厂联营阶段，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组织集团化、资本股份化、产业多元化、产品系列化、市场国际化、经营资本化的新阶段。

　　1976年，为了割“资本主义尾巴”，当时我所在的常熟县白茆公社二大队把裁缝、木匠、泥水匠等手艺人组织起来，成立副业队。包括父亲高小龙和我在内的11位早年肩挑缝纫机走村串户的裁缝，把原来做生意的8台家用缝纫机集中起来，借用医生江育仁老家的几间瓦房（江当时供职于南京一家医院，老家房子闲置），成立了一个缝纫组。第二年正月十七（3月6日），父亲从副业队领了30元钱 ，乘轮船去常熟，买回了缝纫针等配件，缝纫组开始为十里八乡的村民加工衣服。我们做衣服挣钱，回生产队交钱记工分，参加集体“分红”。

　　与之同时，我们也为常熟鞋帽厂加工帽子，给常熟涤纶服装厂加工工作服。一次，常熟有家企业找到我，要订做一批工作服。我把组里所有的可以动用的现金都集中起来，又从家里拿了几百块钱，买回布料，8台缝纫机一同开工，如期将这批工作服交给了这家厂。这次包工包料的事儿，给了我很大启发——包工活比加工活来得挣钱。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春风吹拂神州大地，一系列搞活经济的富民政策让我看到了脱贫致富的新希望。这一年，我开始到上海自己找“包工活”。在一家专门对外发包的公司里，我现场以17分钟做一条裤子的“绝活”说服了负责发放的王科员，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包工活”。活儿多了，原有的人员与缝纫机不够用了，缝纫组开始增添人员、设备。江家房子年久失修，遇上大雨天气，屋里到处漏雨，我亲自爬上屋顶，用缝衣服的双手干起了“泥水匠”，人员挤不下，我就让一部分人去我家里摆开阵势。白天完不成，职工晚上下班时还要带上锁纽扣等针线活回家，发动全家一起做。1980年，我们索性亮出“山泾服装厂”的招牌，搬到了大队的二层小楼。

　　也就在这一年，厂里用了一位会计叫钱小元，由他制定严格的财务制度，规定厂里的每一位员工——包括厂长在内——都不允许违反财务制度。钱会计除算账外，也到常熟、上海等地接送加工的服装。那时候，从白茆到上海，公共汽车很少，一天就二三个班次。我们去上海送货，大包小包又无法乘车，常常是下午在村里乘轮船到唐市，再从唐市转乘夜班轮船，在第二天早上才能到达上海。

　　为缩短往上海提布料和送货的时间，我萌发了骑自行车往上海的念头。当时我有一辆农村里很少见的“永久牌”自行车，这可是人人羡慕的。从白茆到上海有80公里，当时都还是砂石路，从白茆骑车到上海是非常辛苦的，我骑车一次来回上海，要10个小时左右。一天，我骑车刚过太仓不久，自行车链条断了。当时寒风凛冽，我推着自行车走了十几里路才找到一个自行车修理铺。修好车再赶到上海，那个公司已经下班，我只好在他们传达室坐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才把货交掉。吃一堑，长一智，从那以后我骑车往上海，都自备一个修车的工具包。其实，最苦的是夏天，烈日当头，一身臭汗，脚酸麻，脸发痛，有时真想歇了算了。但一想到厂里正等“米”下锅，我又毫不犹豫地跨上自行车。有一次，我实在忍受不了，想搭乘公共汽车。刚踏上车，想把包裹一块往上搬的时候，被一个上海乘客连人带包赶了下来，嘴里还骂着“乡下人”。这对我的刺激是很大的，也使我有了“好好干，要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这个很原始的“理想”。

　　加工的收入是微薄的，但汗水换回的收益却让人欢喜。后来条件有了好转，我就鸟枪换炮买了一辆摩托车，跑业务也更“疯”了，一天往返常熟、上海两地最多时有3个来回。上世纪80年代，上海街头到处是奇装异服，尽管还只是一小批年轻人穿着，但我已经闻到了春天的气息——这是服装业的春天。一次，我无意间在一橱窗里看到一件盘花扭扣的棉袄罩衫，款式和做工都很好，牌子叫“圣诞老人”。于是，我找到这个厂，主动提出合作的愿望，但他们对我这个乡下小工厂不放心，就想为难一下我，给了我最难搞的活：做中式棉袄罩衣，中西式罩衣，盘各种花钮。这是难不倒我的，越是难的东西，我就越当作一门新的技艺去挑战。回到厂里，我进行全厂总动员，加班加点做了一个星期，按期交了货。我们的活儿做得无可挑剔：80件衣服、10种纽扣，不管是缝制工艺，还是尺寸规格都异常精确。验收时检验人员翘着大拇指连声说：“好”！从此，我们生产的“圣诞老人”牌棉袄罩衫畅销上海市场，1983年“山泾服装厂”也长成了“白茆羽绒服装厂”。到了1986年，我这棵旁枝已经压过了主干，产量超过了主厂以及它和其它联营厂的总和。

　　第二年，我们联系上了上海天工羽绒服装厂，开始了由来料加工向贴牌生产的转变：我们每年向天工厂缴纳15万元的品牌使用费，自己设计，自己订购面料、辅料，自己生产和销售“秀士登”牌羽绒服，厂名也改为“上海天工服装厂常熟分厂”。经过两年摸索，1989年冬天羽绒服供不应求，各地销售商纷纷来厂要“秀士登”，要不着了才转向主厂。这一年，我们厂第一次赚到了100万，我给全厂80位员工每人发了一辆自行车，还拿出30万建了第一座厂房。1990年，我们又投资150万元，建起了第二幢厂房和办公楼。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摩托车又换成了小汽车、大汽车。1991年5月，企业更名为“常熟市康博工艺时装厂”，当年实现盈利1100万元。在服装市场旺销中，企业滚雪球般地发展起来了，也似乎是在合着那个时代的脚步。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那几年苏南的乡镇企业好像雨后春笋般涌出，可谓辉煌一时。

　　波司登能从当时遍地开花的乡镇小企业中脱颖而出，源于不断的改革、改制和创新。1983年前后，我们就为别人加工羽绒服，那时的羽绒服样式庸重、布料粗糙、颜色单调，并不被市场和消费者看好，加上制作工序复杂，很多厂子都不愿意做。我却发现这是一块诱人的市场蛋糕——首先，羽绒服是消费者冬季的必须品，市场存在庞大的成长性空间；其次，臃肿的功能性羽绒服，其市场和产品存在结构性调整的巨大潜力。直觉告诉我，这将是我用一生时间去追求的事业。

　　多年来，我一边“贴牌”加工服装，一边潜心研究羽绒服市场的走势。随着上海天工厂的品牌使用费逐年提高，我日益感到，没有品牌终是为人作嫁衣。既然自己贴牌生产的产品那么畅销，为什么不做自己的品牌呢。1992年初，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更鼓舞和坚定了我的决心：一定要做自己的品牌、做自己的事业！

　　我要迈开步子、大干一场了！这一年，我们投入2000万元，在204国道旁的白茆镇工业开发区兴建了占地7万平方米的厂房、办公楼和配套设施，引进当时较为先进的生产流水线，使企业生产能力一下子扩大了近4倍。同年底，在国家商标局成功注册了一个商标——“波司登”，迈出了打造自主品牌的第一步。1993年，公司盈利2500万元，并再次更名为“江苏康博集团公司”，我当仁不让地担任了董事长一职。1993年底，公司与上海天工服装厂彻底脱钩，结束了贴牌加工的历史，全力以赴推广自己的品牌——“波司登”牌羽绒服。

　　然而，一场“滑铁卢”式的空前危机突然降临，一下把新生的“波司登”逼到了悬崖边上。1993-1994年间，全国经济普遍过热，国家开始严格控制信贷规模，使依托银行信贷的大批企业停产、破产，我们在市场大潮的“漩涡”中也未能独善其身。第一次独立做品牌，我对市场调研认识不够，仅凭个人经验买来了自己认为好看的面料和原材料，根据自己认为好看的款式投入生产，做出的羽绒服面料太超前、款式已过时，成了滞销品。到那年冬天快结束的时候，我们生产的23万件羽绒服只卖出了10万件，其余的全积压在仓库里，企业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深度的焦虑，使我的头发一夜之间由黑变成了白。

　　1994年夏，我随苏州市组织纺织服装贸易代表团去美国纽约参加服装博览会。虽然博览会上琳琅满目的时装让我大开眼界，但一想到2000多万元的库存，我就心急如焚、寝食难安，当时连跳楼的心都有了。怎么办？波司登就这样倒掉吗？几百名员工的饭碗就这么丢了？我不甘心！我高德康活着，不能只为自己，我必须对他们负责，对企业负责！我要回去！

　　于是，原定半个月的考察，我第10天就匆匆回了国。刚回到厂里，就接到了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老总的电话，说几个羽绒服品牌在搞夏季大甩卖，问我愿不愿意参加。天无绝人之路！我略一思索就一口答应了，并立即发动组织参加这迫不得已的大甩卖。后来，沈阳的中兴也跟进帮我们促销。轰轰烈烈的甩卖一下回笼了800万元资金，算是解决了燃眉之急。既清空了存货，也让北京消费者知道了“波司登”。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进入结构调整、体制创新、素质提高的新阶段。在失败的阴影中，我也开始反思自己的失误和教训。首先是产品本身有问题，可以归结为五大类：款式单一、颜色暗淡、面料粗糙、版型臃肿，另外还存在一些质量问题。根本的还是企业管理出了问题，乡镇企业要摆脱“小打小闹”式的粗放经营，就必须进行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改革是一场观念的革命，改革的方向找到了，那就立即实施！1994年6月，经江苏省体改委批准，我们联合上海两家公司，成立了常熟市第一家规范化法人定向募集股份制公司——江苏康博股份有限公司。提出了“开拓思维，创新管理，敢为天下先”的理念，有效地实现资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健全了企业资产管理和监督机制，实现了波司登从乡镇企业向现代化企业的过渡。同年10月，公司荣列1000家全国最佳经济效益乡镇企业第241名，成为江苏省较早一批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成功典型。

　　与之同时，依据我在美国及国内市场考察时领悟到的理念，公司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创新：在羽绒服“时尚化”上动足脑筋，引入时装要素，将当时羽绒服中的绒朵含量由30%提高到70%（后来又提高到90％）；在全国各地成立贸易销售公司，大量引进专业人才，尤其是成熟性设计人才、品牌策划人才、管理人才、销售人才等。1995年冬，当波司登新品再次面世时，像旋风一样刮向市场，人们都惊叹：“面包服”变了！变轻了！变薄了！变俏了！当年波司登羽绒服卖出了68万件，占到全国市场份额的16.98％，坐上了行业市场的头把交椅。

　　我们没有被一时繁荣的市场所迷惑。此后几年，公司大力推动以设计师为导向的创名牌工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1997年，波司登首次代表中国防寒服向世界发布流行趋势。1998年，波司登羽绒服伴随中国-斯洛伐克联合登山队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一时名声大噪。但当时，伊里兰、美尔姿、鸭鸭、雪驰等名牌仍占据全国市场主导地位，在与他们的正面竞争中，公司作为集体企业仍面临着很多瓶颈。此时，常熟市开始实施政策扶持指导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做大做强的战略，出台了一系列“先放后导、先予后取，多绿灯少红灯，多关心少指责”的扶持政策措施。1997年，公司按照“产权主体人格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利益主体直接化”的要求，进行了以产权制度为内容的第二次改制，进一步完善了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配套改革，激发了员工的生产积极性。改制对集体拥有的资产所有权进行了明晰和界定，我个人成为了拥有69.43%企业股权的大股东，公司也由乡镇企业彻底转变成了民营企业。企业产权制度的变革，给公司带来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为波司登后来走向世界、进军国际市场做足了准备。1999年12月，“波司登”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2007年9月11日，波司登羽绒服被国家质检总局评为“中国世界名牌产品”，10月11日，波司登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主板成功上市，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向“世界名牌”的飞跃。

　　今天，民营经济已成为苏州经济发展的最强音符，波司登已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羽绒服装生产基地，年销售额超过158亿元、利税达22.72亿元，成为消费品领域唯一统揽“世界名牌”“全国质量奖”和“中国工业大奖”的企业。今天，波司登羽绒服连续16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产品年产量占到全球羽绒服市场总量的1/3，在国际上打破了“中国制造”物美价廉的悖论。今天，我们正在努力向产品专业化、品牌高端化、产业多元化和市场国际化发展，开启了“成为一家令世人尊敬的世界知名综合服装品牌运营商”的战略新篇章。波司登的实践表明：名牌要发展，就必须走创新之路。只有创新才能带来变革，只有创新才能迎来飞跃，只有创新才能赢得市场。

　　从苏南乡间的懵懂少年，到致富一方的乡镇企业厂长；从缔造名牌、兴业报国的企业领导者，到登上哈佛大学讲坛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回首30多年的历程，我感觉自己走过的每一步似乎都比别人沉重，取得的每一点收获好像都比别人付出得更多。我国能够一步不停地走到今天，除了中国农民吃苦耐劳的本质外，还有一种不懈奋斗的信念，似乎也是在用行动印证着小平同志那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